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元史》卷一百八十七《周伯琦列傳》中的有關記載。
周伯琦是饒州鄱陽（今江西鄱陽）人。父親周應極，曾獻《皇元頌》，在元武宗朝為翰林待制，后為皇太子說書；元仁宗時，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為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周伯琦出生仕宦家庭，因父親的福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前后三次提升，成為“翰林修撰”。
在這段文字中，周伯琦“自幼從宦”之“宦”的含義，是指“官宦”的宦，而不是“宦官”的“宦”。意思是說，周伯琦從小就跟著當官的老爸一路走，老爸當官到那，他就與母親一道跟著到那，過著“從宦”的童年生活。“官”與“宦”兩個字組合成詞，誰在前誰在后，意思完全不同，“官宦”生涯與“宦官”生涯，含義是風馬牛不相及。
周伯琦后來仕途不斷發展，曾任監察御史，到了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又“遷崇文太監，兼經筵官，代祀天妃”。這里的“崇文太監”四個字，反映的應該是元代的一種官職，“太”就是“大”的意思，指周伯琦任崇文館里的老大。但這四個字很是有“障眼法”，容易讓人懷疑周伯琦是不是真的是“太監”？
我們知道，“宦官”在古代有多種稱謂，如：寺人、閹人、太監、刑余之人、宦者、中官、內宮、內臣、內寺、內監、黃門、小黃門等，但《元史》在這里出現的“太監”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太監，而是指一種官職。據史書記載，周伯琦不僅出生官宦家庭，蒙父輩福蔭而走上仕途，并且還“博學工文章”，長得又是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艱，但善于自保，其文章與書法藝術在當時都很出名，書法上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他曾著有《六書正訛》《說文字原》二書；其摹寫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字文》均被刻石閣中；他所臨摹的石鼓文冊，現藏故宮博物院。
由周伯琦可知，元代文獻中的“太監”不是真太監，順代也要說的是，《元史》中的“和尚”不是真和尚、“道童”不是指真的小道士。《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和尚列傳》載：“和尚，蒙古乃蠻臺民”，因祖父、伯父、父親的功績，襲職敦武校尉、后衛親軍百戶，被忽必烈“賜銀符”；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和尚已經升任忠翊校尉、后衛親軍副千戶，被皇上“賜金符”。我們再看《元史》卷一百四十四《道童列傳》：“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道童為人，“性深沉寡言”，最后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為官“清顯”，“素負能名”。
由“太監”、“和尚”、“道童”在元代文獻中的內涵“移位”現象，我們在閱讀《元史》時，也應該有一點“移位”思考。
那么，元代到底有沒有常人眼中的宦官太監呢？回答是“有”和“沒有”兩種。
說元代有太監，那是因為《元史》第二百四卷中明確有《宦者列傳》；說它沒有，是說史書上記載的兩位太監，一位是由南宋王朝滅亡后，由宋皇宮“轉交”來的；另一位太監是由番邦高麗人為情所困而不惜以閹人身份“擠進”皇宮的。他們的存在，與蒙元政權不實行宦官制度無關。元朝政權“度越前代”的地方，就是不搞宦官制，更不容許宦官專權。至于由什么樣的人來負責皇宮后室起居生活等一應事務，我們將另有專文探討。
先說說那位由南宋政權“轉交”來的宦官，他叫李邦寧，老家是浙江錢唐，地道南方人，地道南宋人，何時成為宋廷“小黃門”也不清楚，但是宋皇帝身邊的貼身小太監一點不假。
公元1276年1月，南宋政權都城臨安被元軍圍困占領后，當時宋恭帝趙顯只有5歲，謝太后抱著小皇帝出城向元軍投降。后來，小皇帝與母后等一桿皇室、皇宮工作人員被當作戰利品押送到了元大都北京，這其中就有太監李邦寧。趙顯后來被忽必烈元朝政府任命為“嬴國公”，長到19歲后，在忽必烈的資助鼓勵下，到西藏潛心研究藏傳佛教，佛學造詣很有見樹。再說這位李邦寧太監，在與趙顯等人第一次被忽必烈“接見”后，就“命給事內庭”，繼續在皇宮大內的“內庭”從事服務工作，干他的老本行。
李邦寧的“警敏”個性和辦事能力很快得到忽必烈認可喜歡。忽必烈讓他學習蒙古語及相關書籍，同時學習其他諸蕃小國的語言，李邦寧一學就會，并且能夠做到“通解”，這一來，很快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與重用，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南宋的“小黃門”，開始了他在北國元朝政府宮廷中的政治生涯。
李邦寧進步很快，元朝幾代皇帝都對他十分青睞。元成宗即位后，任命他為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元成宗曾經生病，李邦寧不離皇帝身邊左右，精心侍候皇上，前后長達十多個月，他將原本侍奉南宋皇帝的本領全部用到了元朝皇帝身上，深得元朝皇家歡心。
到了元武宗朝，皇帝想給李邦寧以更大的權利、更高級別的任命，讓他去當“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相當于去當“省長”。李邦寧一聽，這是要回到老家地盤上當官呀？一般人可能會高興得三叩九拜皇上，但李邦寧腦子很清醒，他是一個從南方前朝宮廷被俘虜到北方宮廷的小太監出生，目前能夠混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簡單了，慌忙對皇上請辭道：“臣以閹腐余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
李邦寧對自己遭宋朝滅亡劫難后的發展現狀心滿意足，感恩元世祖的信任與栽培。接著又向皇上稟報說：“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誠不敢奉詔。”元武宗聽了這番話后，很是高興，覺得李邦寧這個人果真有自知之明，不貪婪，話講得也很在理，于是讓大臣把這件事告訴太后和皇太子，以對李邦寧的為人進行褒獎。
李邦寧曾向武宗皇帝講述元世祖忽必烈生前用過的一只篋子的故事，篋子里裝的是忽必烈生前用過的裘帶。他對武宗皇帝說：“世祖皇帝生前曾經有圣訓：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為華侈之戒。”他以此進諫皇上，希望皇上能牢記世祖圣上的話，注重勤儉節約，減輕百姓負擔。武宗皇帝聽了李邦寧關于世祖裘帶篋故事，深受教育，不久又加封李邦寧為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官階金紫光祿大夫。
李邦寧后來又勸諫武宗皇帝，希望他重視祖先廟禮，到太廟中向列祖列宗親致饗祀，以向天下彰顯孝道，引領民風向善行孝。武宗皇帝又及時采納了李邦寧的建議，并任命他為“大禮使”，策劃并主持皇帝祭太廟儀式。當天，武宗皇帝就“備法駕”，住到齋戒宮中，沐手焚香，清心寡欲。第二天，皇上祭太廟“禮成”，又“加恩”李邦寧祖宗三代。
到了元仁宗朝，李邦寧曾主持國學“釋典禮”重大祭祀活動，致祭文宣王孔子。活動舉辦得很成功，后又被加封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后來以疾壽終。
一個南宋末代皇帝身邊的小黃門，最終在四朝元皇帝身邊發揮了大作用，他以自己的聰明才智，不僅使傳統儒家文化思想在元蒙朝廷中得到施布，使自己的仕途達到了頂峰，同時也為自己的三代祖宗爭了光，“加恩三代”，可謂是一代名豎，光宗耀祖。《元史》史家也不由贊言：“如李邦寧者，以亡國閹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李邦寧，雖未能讓宋邦得到安寧，倒是讓元邦得以安寧的難得人才。
元代還有一個太監，名叫樸不花，亦名“王不花”，是高麗人。他與元順帝的奇皇后是老鄉，早年，兩人就感情甚篤，“相為依倚”。當奇皇后生下皇太子后，地位不斷提高，排名第二，居住在興圣宮。為了能夠經常見到心中的戀人，與她朝夕相處，樸不花不惜自殘，將自己變為閹人，入皇宮侍奉皇后。“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其感情和關系非同常人。樸不花很快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奇皇后的所有財產賦俸等都由他掌管。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當時京師大都發生重大饑疫，河南、河北、山東一帶也因兵患，老百姓紛紛扶老攜幼，逃往京師大都來避難，致使“死者相枕籍”。面對百姓遭殃、京城尸橫遍地的現狀，樸不花決心要做一件善事。他在向皇帝申請并同意后，在都城邊緣至盧溝橋一帶買了一塊地皮，專門用于掩埋那些拋尸荒野、街巷路邊的死者。他的善舉，得到上至皇帝、下至太子妃們的大力支持。皇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圣宮、隆福宮、皇太子、皇太子妃等，都分別捐出數量不等的金銀來支持樸不花。朝廷中的省、院兩府官員也相繼捐獻許多錢兩。樸不花本人捐出一條玉帶、一條金帶、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子六斛、青貂銀鼠裘各一襲作為瘞埋尸體工程的費用。
在處理尸體和掩埋過程中，樸不花要求葬坑一定要深挖至地下泉水出現，并且是“男女異壙”。在他的組織下，京城的無名尸體得到了及時下葬，也避免了瘟疫的蔓延流傳。從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四年，在他的主持下，前后瘞埋尸體達20萬具，用掉鈔銀二萬七千九十余錠、米五百六十余石。在尸體全部入土安葬后，樸不花又按照傳統喪葬習俗，在京師的大悲寺，連續舉行了三天三夜水陸道場法會，為死者超度亡靈。
另外，京城居民中，當時凡是有生病來找到他的，他都給出錢給病人買藥；有的人家人死后無力下葬的，他也拿出錢來給買棺材，讓死者及時入土為安。
樸不花的善舉讓世人有口皆碑，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曾專門撰文頌其事，文章題目就叫《善惠之碑》。
樸不花后來卷進朝廷權力之爭，作為朝廷中的“孤軍”宦官，在其他大臣“清君側”口號聲中，被輕易碾殺掉了。
通過李邦寧、樸不花兩位宦官的人生際遇，我們可以在回答了“有”還是“沒有”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元代雖然有太監，但并沒有形成太監勢力，更沒有形成太監弄權、構成政權威脅的現象。從元世祖忽必烈時期的李邦寧，到元代末代皇帝元順帝至正末年出現的樸不花，一頭一尾，元朝政權出現兩個“奇葩式”太監，他們一個是前朝“轉交”來的，一個是由番邦“擠進”來的。元朝有太監，但沒有自身的太監，更沒有宦官制度，這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所鮮有的文明現象，值得我們予以了解和研究。
束有春
2020年7月24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