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無論大小，從古到今，就有幾組相對應的評價或定性詞：“清官”對應“貪官”，“循吏”對應“酷吏”，“忠臣”對應“奸臣”，“公仆”對應“老爺”，“好官”對應“壞官”。時至今日，民間還有“父母官”、“兒子娃娃官”等說法，表達為官者與普通百姓的關系。
在古人那里，就強調為官者要愛民如子，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為民作主，“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我們民族發展壯大到今天，能夠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有許多重要原因，但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官吏如何與民同心同德，如何做到關愛民生、愛民如子。通過讀史，我對“父母官”三字的真正含義有了進一步理解，它的出處就是專指那些“慈母”“慈父”般的官吏，而不是指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比人民高人一等的官吏。歷史上被老百姓冠以“慈母”“慈父”的官吏也許很多，就我的閱讀視野所及，有如下三位被我捕捉到了，現在與讀者君分享。
第一位，被岷州百姓稱為“慈母”的隋代辛公義。
辛公義是隋代一位愛民如子，被百姓稱為“慈母”的官吏。據《隋書》卷七十三《循吏列傳》記載，辛公義是隴西狄道人，幼年早孤，靠母親把他拉扯大。他的母親知書識禮，親自教授他經史書傳，從小辛公義就打下了牢固的國學基礎。歷經北周到隋，辛公義曾在隋滅陳朝的戰役中立功，官至岷州刺史。
岷州就是現在的甘肅省岷縣一帶。辛公義到那里任刺史后，發現當地有一種陋俗就是“畏病”。如果一個人生了疾病，全家人都躲避得遠遠的，根本不去管他的死活，“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正因為沒有人照料，不能就醫吃藥，所以只要生了病，十有八九都得死去。
辛公義對這種風俗感到既奇怪，又十分不滿，決心要改變這種陋習。于是，他就先派遣屬下官員們，分別對本系統情況進行巡檢，如果遇到有疾病的人，就用床把他們抬來，直接安置在刺史大老爺的聽事廳中。到了夏天“暑月疫時”，發病的病人有時會達到數百人，他的聽事大廳和走廊上都住滿了病人。
辛公義親自“設一榻，獨坐其間”，把自己的辦公桌就置于病人中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以實際行動告訴人們，他人生病并不可怕，不要拋棄生病的人。與此同時，辛公義把自己所得的秩俸銀兩全部用來買藥給患者治病，并為他們請來醫生，幫助病人看病。除了勸病人吃藥看病，他還“躬勸其飲食”，勸病人吃東西，增加營養，增強身體的免疫力。經過他的悉心安排與親自動手，終于把這些病人全部醫治好了。
這天，辛公義派人把這些病人的家屬親戚都召集過來，對他們進行勸諭教化。他說：“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這些病人家屬和親戚們，之前生了病的人之所以會很快死掉，就是因為家里人把他拋棄不管造成的，現在我與他們相處在一起，也沒有被傳染，他們的病情都“復差”好轉了，希望大家不要再相信之前的說法。當地的那些“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帶著自己家原先生病的人，離開了辛公義的辦公聽事大廳。
后來境內如果有人遇到生病，“爭就使君”，都想到要盡快跑到辛公義這里來，希望使君大人救命。如果發現病人沒有親屬，辛公義就直接“留養之”。正是在辛公義的影響帶動下，這一帶的人“始相慈愛”，終于使那種對家里親人生病就拋棄不管的陋習民風得到了革除。岷州合境之內，都呼辛公義為“慈母”。
辛公義后來調到牟州任刺史。他剛下車，就先到當地的監獄中，“露坐牢側，親自驗問”。以前的官吏，尤其是縣府州郡的一把手，其主要職責就是為民析訟斷案，是當地的頭號大法官。辛公義到了牟州后，就直接到監獄現場辦公，“十余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一直堅持了十幾天，處理完所有的案件才回到自己的辦公地點。從此以后，如果接受到新的訴訟，他要求快速處理，“皆不立文案”，派遣當值佐僚一人，就在一側坐著訊問。如果事情沒有處理完，案件還有需要回避的地方，辛公義晚上就睡在辦事廳處理，事情不處理完，“終不還閣”，就不回到自己的住地。
對于他這種辦案風格，有人曾諫之，提醒他說：“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意思是說，辦理這些案件有程序，使君你何必自己那么辛苦。
辛公義回答說：“作為刺史，我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把百姓犯罪歸咎于自己德能引導不力所造成的，把人關在監獄里，自己感到心里不安哪！
那些犯罪的人聽了之后，“咸自款服”，對辛公義的評斷和教育都心服口服。
打這以后，當地有欲諍訟打官司告狀的人，當地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從此，這一代社會治安狀況大大好轉，人與人之間更加注重相互謙讓，民風更加純樸文明了。
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辛公義曾任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楊暕害怕他的屬下官員有犯法現象，希望辛公義能夠網開一面，不要嚴查了。辛公義回答說：“奉詔不敢有私”。等到了揚州任上后，“皆無所縱舍”，對官員貪贓枉法現象予以嚴懲。楊暕為此懷恨在心。隋煬帝即位后，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侍郎，乘機說辛公義的短處，隋煬帝竟然聽信，將辛公義的官職給罷免了。這時，出現了許多官場中正直官吏到朝廷為辛公義喊冤的情況，史載：“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幾年后，隋煬帝終于醒悟過來了，又任命辛公義為內史侍郎，后來又任命他為司隸大夫、檢校右御衛武賁郎將。辛公義后來“卒官”，死于任上，清清白白。
第二位，被巴州百姓稱為“慈父”的唐代李桐客。
據《舊唐書》第一百八十五卷上《良吏列傳》、《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循吏列傳》等記載，李桐客是冀州衡水人，仕隋為門下錄事。大業十二年（616年）三月，曾陪同隋煬帝巡幸江都（今江蘇揚州）。當時“四方兵起”，中原已亂，隋煬帝無心北歸，“謀欲徙都丹陽”，準備把隋都遷到丹陽郡。隋代的丹陽郡治所在今天南京市的江寧區，領轄江寧、溧水、安徽當涂等縣境。隋煬帝召開百僚會議，想聽聽大臣們的意見，文武公卿們個個“希旨”，唯皇帝命是從，都附和說：“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認為隋煬帝遷都到江南，黎民黔首們肯定盼望翹首，皇上在吳會之地巡狩，實乃恢宏大禹當年在涂山、在會稽會諸侯、號令天下的功績，老百姓一定會勒石建碑，山呼萬歲。
在百僚中，唯有李桐客不顧官位低下，他私下議論道：“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如果內奉萬乘朝廷，外供三軍給養，吳地人力屈小，恐不堪重負。況且要逾越千山險阻，遷都不是社稷之福。”李桐客的議論被御史大員們聽到了，就上奏隋煬帝，彈劾李桐客犯了“謗毀朝政”罪，差點丟了性命。
隋代滅亡后，李桐客先被宇文化及脅迫至黎陽，又遭竇建德擒獲。竇建德滅后，他輾轉到了河南滎陽（今鄭州市西北）一位友人家中寄居。一個偶然機會，秦王李世民到這位友人家做客，主人安排李桐客作陪。席間，友人談到他險些被楊廣誅殺之事。秦王李世民發現他是個人才，就立即召進秦王府，任“法曹參軍”，掌管司法事宜。李氏兄弟“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登上皇位，魏征為宣撫正使，李桐客為副使，宣撫河北，安撫了太子李建成舊部。貞觀初年，李桐客被朝廷委以重任，成為封疆大吏，先后出任通州（今達州市）、巴州刺史。
李桐客在任巴州刺史時，國家戰亂始息，城鄉屋宇凋零，田園荒蕪，市肆蕭條，百姓菜色，相望于道。李桐客到任后，堅持恢復生產，保障民生，一切以利民為本，不求考績升遷。他帶頭興利除弊，改革吏風。為保障民生安居樂業，他身先士卒，與普通百姓一道修城墻，筑戰壕；同時督辦兵勇，操練軍隊，剿匪除霸，使地方社會治安出現良好局面，老百姓安民樂業。他獎勵耕織，開墾荒地，輕徭薄賦，讓老百姓廣種多收，讓老百姓的錢袋子、糧袋子先裝滿。他清正廉潔，堅持只拿俸祿，不收外財，生活儉樸，自種菜蔬。為了杜絕奢侈之風，他不拜客，也不宴請。在任時，老百姓親切地稱呼他為“慈父”。在他離任時，百姓們是頂香塞道挽留。史書稱之為“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為慈父。”
第三位，被云南和蕃邦稱為“慈父慈母”的元代賽典赤。
據《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賽典赤贍思丁列傳》：“賽典赤”在回回人（回族人）的語言中是指“貴族”的意思。元太祖鐵木真在西征時，贍思丁曾“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避免了本族人的殺戮之災。鐵木真很欣賞贍思丁的才干和為人，讓他“入宿衛”，視為心腹，帶著他一道征伐，并且以“賽典冊”稱呼他，而不呼他的名字。
元太宗即位時，賽典赤曾先后擔任好幾個州、路的“達魯花赤”。元憲宗即位后，又曾任燕京路總管。由于他“多惠政”，又被提升為“采訪使”。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期，賽典冊可謂是四朝元老了，被忽必烈先后提拔為“宣撫使”、“中書平章政事”。在任陜西、四川兩地“平章政事”期間，不到三年，當地居民戶口、屯田產糧、鈔錠收入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業績，朝廷下令，陜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并聽節制”，由他統一調度指揮。
賽典赤政績最突出的是對云南的治理。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對賽典赤說：“朕曾經到云南去考察過，那個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如果朝廷用人不當，將會造成這一地區老百姓的人心不安。朕欲選派一名辦事謹慎、厚德守道的人去撫治，這個人選，沒有人比你更合適。”
賽典赤感謝皇上信任，開始遠赴云南就任。他首先妥善處理好與已經在云南鎮守的宗王脫忽魯的關系，很快營造出良好的政治氛圍。
至元十二年（1275年），經過深入基層調研，他向皇上忽必烈上奏，提出宣慰司要兼行元帥府事，統一由行省節制，便于征服那些尚未依附投誠的“諸夷”。得到朝廷允準。至元十三年，他開始從文化教育入手，提升云南地區老百姓的文化素養和文明程度。當時云南人還不懂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當時那里也沒有粳稻桑麻，小孩子也不知道讀書。賽典赤就教他們“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他讓當地人懂得婚姻嫁娶、喪葬祭奠之禮，同時教會他們種田、興修水利。不僅如此，賽典赤還在云南創建孔廟，建明倫堂，從中土購買大量儒家經史書籍運到云南，傳授儒家文化經典。他還創辦學校，專門給學校劃撥了五頃土地，名曰“學田”，“以供祭祀教養”。在他的倡導與實踐下，云南一帶“文風稍興”。
當時云南老百姓仍然以貝殼為錢來進行交易，而元朝其他地區已經實行“鈔法”。經上報朝廷，他同意當地民眾仍然用貝殼作錢幣來進行交易。由于云南地區山路險遠，盜賊經常出沒，給遠行的人、尤其是做生意買賣的人帶來很大危害。賽典赤就派人去實地踩點，在相隔一定距離和一定范圍內，就新建一座集鎮，每個集鎮由當地一名酋吏任鎮長，由一名百夫長帶領地方保安人員負責巡防，保障過往行人的安全，如果在哪一個地段出現行人被劫掠案件，就要追究酋吏和百夫長的責任，嚴重者要治罪處理。這一舉措深得民心，也使云南的地方小商品市場活躍了起來，極大地方便了百姓的生活需要，也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當時云南有一個叫蘿槃甸（今云南大理納族地區）的地區出現叛亂，賽典赤只好帶兵出征，但他是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身邊的人問他為何，他說：“我不是擔憂出征打仗，就是擔心你們這些人的鋒鏑箭鏃會傷及無辜；又擔心你們這些人趁機劫虜平民，使民不聊生。等到老百姓日子實在過不下去造反時，你們又要再去征服。”等到到了蘿槃城下，圍困了三天，里面的人仍然不肯出來投降。部下有人建議直接攻打，賽典赤堅決不同意，只是派人再次去說服勸降。
又過了三天，城里人仍然不投降，諸將急得嗷嗷叫，請求進兵圍剿，賽典赤堅決制止不同意。這時，有一位將卒在沒有得到賽典赤命令的情況下就開始悍然攻城，賽典赤大怒，立即“鳴金”吹號制止。接著，他把那些享有萬戶俸祿的將軍全部召集起來訓話。他說：“天子命我安撫云南，未嘗命令我到此是來殺戮的。如果沒有我主將的命令，誰再敢擅自攻城，休怪我以軍法誅之！”說完，命令左右，將那個擅自攻城的將領縛了起來，準備誅殺。其他首領見狀，紛紛叩首，一方面表示愿聽主將命令，一方面替那位要被砍頭的將軍求情，希望等蘿槃城拿下后再作處置。
蘿槃城的城主在聽了探子回來講了事情經過后，對元軍攻打城堡而驟停的原因及賽典赤的愛民舉動有了了解，內心也被深深地打動了，對身邊的人說：“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平章”指賽典赤的官職。于是“舉國出降”。賽典赤對那些投降的將卒全部釋放，一個也不殺。就這樣，不流一滴血，化解了一場叛亂風波。
賽典冊對蘿槃甸的仁性化處理方式，在云南各地一下子傳開了，于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全都心甘情愿地歸順了朝廷。這些“夷酋”們每次來見賽典赤時，都會帶一些地方的奇珍異寶土特產過來，賽典赤全部“賜從官，或以給貧民”，自己是“秋毫無所私”，并且還用好酒發菜犒勞招待那些酋長們。同時還讓人制作衣冠襪履，將那些酋長們戴的“卉服草履”全部換掉，“酋皆感悅”，那些酋長們，個個都十分感動開心。
賽典赤在云南工作了六年，至元十六年（1279年）去世，年僅69歲。被安葬在鄯闡城（今云南大理）的北門。當時云南地區是“百姓巷哭”，天地慟容。交趾國（今越南）國王派遣12名使者來到云南，他們全部“齊绖”，為賽典赤披麻戴孝；使者們還帶來國王認可的祭文，祭辭哀惋，其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這12名使者傷心痛哭一片，“號泣震野”。
原來，元朝在征服交趾國時，交趾國是一會兒臣服，一會兒背叛，“叛服不常”，當時湖廣省曾經常發兵去攻打剿殺，但都沒有收到理想效果。云南與交趾國毗鄰，賽典赤到了云南主政后，主動派人去聯絡，向交趾國國王曉以“逆順禍福”利害關系，并且與交趾國“約為兄弟”。交趾國王大喜，要親自到云南與賽典赤會面。賽典赤為隆重起見，親自到郊野去迎接，待之以貴賓之禮。在這次雙方友好會談中，交趾國國王“遂乞永為藩臣”。就這樣，元朝不廢一兵一卒，又避免了交趾國平民百姓的無辜傷亡，使交趾國主動要求，成為元朝藩臣。交趾國人不忘賽典赤之恩，稱他為“慈父慈母”，不僅表達了交趾國人民的心聲，也表達了云南百姓的心聲。
忽必烈思念賽典赤，不忘他為國家西南邊陲臣服穩定所做貢獻，特意下詔云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到了大德元年（1297年），元成宗追尊賽典赤為：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
漢宣帝曾經慨嘆：“使政平訟息，民無愁嘆，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漢代官員俸祿以糧食多少為工資俸祿標準，漢代的“二千石”官，是指郡守這一級官吏。漢宣帝希望“二千石”們能夠與他一道努力，讓國家能夠安定發展，讓老百姓沒有什么訟訴和愁嘆，過上幸福的生活。由此看來，郡守刺史這一級官員人選，對于封建政權來講，既關系到國家治理執政水平，更關乎到這個政權在百姓中的口碑和形象，所以為歷來封建王朝所重視。百姓愛戴的“慈父”“慈母”一樣的“父母官”，古已有之。
2020年6月18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