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日本人研究中國，細致深入；中國人談日本，浮淺表面。姑且不論這一說法是否對錯，有無道理，而不爭的事實是，日本人有大量的關于中國的研究解讀，當然在這其中，也有南轅北轍望文生義者，也有過度解讀隔靴搔癢者；但，毋庸諱言，也的確有不少扎實有理高屋建瓴眼光獨到者，更有不少見微知著別開生面者，日本森正夫等六位學者的《江南三角洲市鎮研究》稱不上披荊斬棘另辟蹊徑，卻以其認真、深入而令人印象深刻。
江南的研究很熱，三角洲的研究很受關注，熱在于她的經濟活躍，她的科技躍升，她的治理架構，她的文化魅力，她的示范作用，她的輻射能力，甚至在國家層面上就三角洲地區也已經有了聯動機制，旨在推動這一區域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壯闊進程中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森正夫等六位日本學者有感于江南三角洲在中國乃至在東亞的獨特地位，他們把這一區域與東京周邊進行比對，他們更感于僅僅局限在文獻資料上搜求爬梳的掣肘，難以更深入地解讀感受這一地域的現實律動與生機勃勃。于是乎，他們聯系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的有關學者，更與三角洲地區有關行政機構接洽聯絡，到長江三角洲選點蹲點，深入考察，看《江南三角洲市鎮研究》的序章，既感慨于東瀛學者的認真踏實，也對他們如此事無巨細的一一記錄不無厭煩。森正夫等人限定他們所研究的三角洲范圍，北抵長江南岸，南到湖州、嘉興，西到鎮江、金壇，東到東海岸邊，東西距離約220公里，南北距離在140公里，在歷史上則包含了明清時期的鎮江府、常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興府等。森正夫提到了費孝通、鄒逸麟、樊樹志等人的研究，也提到了江蘇的范金民、朱通華等，他制表羅列了尋訪有關地方的詳細情況，給人以累贅拖沓照單全收之感。
《江南三角洲市鎮研究》的開篇是海津正倫的《中國江南三角洲的地貌形成與市鎮的分布》，海津正倫不提吳王夫差越王勾踐，不說伍子胥與范蠡文種，他提到在南方“鎮”的由來，江南三角洲的地貌，三角洲形成的有關前人研究，江南三角洲的沉積物及其年代與文化遺址分布，此一地域之內的地貌變化、市鎮的分布與地形環境，他以明清時期蘇州府、松江府的市鎮數量變化數據來說明這一區域的經濟嬗變。與海津正倫這一較為枯燥乏味的研究相比，森正夫的《朱家角鎮史略》就顯得較為清新好讀，引人入勝。森正夫研究朱家角鎮特別提到了費孝通在40年前刊發在《江海學刊》上的《小城鎮 大問題》，他對當時朱家角鎮鎮長的訪談，明清時期的朱家角鎮基本情況，森正夫主要依據《珠里小志》《青浦縣志》進行生動詳實的勾勒描繪，因為棉花交易而興盛的小鎮，被多人以陳金浩的《衢歌》所刻畫的朱家角：魚米莊行鬧六時，南橋人避小巡司。兩涇不及珠街閣，看盡圖經總未知。珠街閣就是朱家角。太平天國時期與近代以來的朱家角鎮的跌宕起伏，這里的米市興盛引起了森正夫的強烈興趣，他有一“青浦縣十九世紀后期創業的定期班船一覽”，總計有58班，每一班次的起點、終點、經過地點、船舶種類、創始時間、經營主體與往返次數，森正夫都一一列舉，錙銖必較。
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的鎮董》以松江府、太倉州為中心，聚焦“鎮董”這一群體，辨析鎮董與生員的關系，顧炎武的《生員論》，稻田清一特別以茅盾的祖父為例說明這一階層的經濟基礎、主要工作、管轄區域及其起源，從而得出結論：從嘉慶年間的1800年前后起，鎮董制在江南地區已經確定下來。所謂鎮董制，就是指由市鎮內居住的生員階層中有能力且有意愿者擔任鎮董的體制，他們在接受官府資助的同時，利用“商捐”“茶捐”等與市鎮密切相關的財源，以市鎮的街市區及其周圍的農村地區為對象，開展水利、救濟等各種事業，且該體制并非只囿于一兩個例外的市鎮，而是覆蓋到全縣范圍。高橋芳郎則以朱家角鎮為例，來解讀審視“中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林上的研究題目是上海市周邊地區聚落系統的空間結構，聚落的層次性，聚落的分布模式，行政區域的規模與形狀，聚落的人口規模和形態，聚落系統的空間模型，他特別提到了汽車大眾化與聚落形態的改變問題。石原潤依據《全國主要集市名冊》，研究了蘇州市及周邊地區集市的狀況，這些研究雖然都是依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情況而展開，但這些東瀛學者的研究方法與深入精神，還是給人以啟迪與借鑒。
江南往往給人以詩意的想象，而現實的江南經濟的江南，我們往往流于表面，大而化之，這些日本學者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側面的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