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4日，北大校慶日，我回了趟學校。按規定從東南門進，也借此機會搞明白了北大究竟有多少個門。南邊西邊不算（北邊沒有門），光說東邊吧，就有東北小門、東北門、東門、東南門四道，一門之差，別有洞天，你不小心看錯一字，就要走好多冤枉路。
進了東南門，左側是邱德拔體育館的北廣場，為多家院系的接待站，巨幅標牌印的是：“家·年華歡迎校友回家。”我在總接待站取了一冊《北大人》，季羨林先生題的字，封面印著“巍巍上庠，國運所系，永擔使命，與時俱進”，大開本，膠版紙，沉甸甸的，分量感十足。我沒帶挎包，外衣口袋也裝不下，只能拿在手里，但是既要拍照，又要記筆記，礙事。情急智生，我把它貼胸插進襯衣里，束緊，仿佛多了一副上陣的鎧甲——不，是多了一面護心寶鏡，一塊舉世皆無的巨型芯片。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行為藝術”。
轉身，徑直奔向五四運動場。當初是泥巴地，現在鋪上了塑膠，我在跳高場地旁找了塊海綿墊，一屁股落座，而后順勢躺下，雙手作枕，仰觀天上的浮云。
60年前，入學不久的一天傍晚，我來這兒練長跑。400米的跑道，一圈下來，尚能擺臂邁腿，從容不迫；兩圈下來，轉為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三圈下來，則頭重腳輕，眼冒金星，胸膛像挨刀扎，雙腿灌滿了鉛……心想，自己不是長跑的料，這項目太耗力，太累人，算了，干脆退出。但前有本班男生，后有鄰班女生，光天化日，我不能認孬。再說了，毛主席教導我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點困難算什么？于是咬緊牙關，豁出小命，拼出如今所說的“洪荒之力”，堅持，堅持，再堅持……跑完四圈，嗯，腿還長在我的身上，步子居然不再踉蹌；跑完五圈，噫，呼吸忽然暢通無阻，腿腳如有神助般異常放松，整個人像要飛了起來。
若問五年半的大學生活有哪些重要的收獲，耄耋之年回首，那次長跑度過“極點”后的體驗，讓我終生受用。
“卞兄，你還記得我嗎？”
扭頭，是一位年紀與我相仿的老先生。
迅速起身：“你是……”老實說，我認不出。
“提醒你一件事，1966年冬天，去井岡山，攀登黃洋界，我在半腰崴了腳，是你把我背到山頂。”
“哦，記得。可我并沒告訴你我是誰，我也沒問你是誰。”那年頭，做好事講究不留姓名。
“你胸前戴著北大校徽。我沒戴，我也是北大的，中文系。五六年前，看到你一篇回憶登黃洋界的散文，時間和細節，觸發我的聯想，上網查了資料，確認背我到山頂的正是你。剛才就注意到你，又上網查了你最近的照片。”
“越說越有故事，像一篇小說。”
“說故事也是故事，說緣分也是緣分。同為北大人，今天回了家，不是碰到你，就是碰到他，總有一道閃電會照亮你我他共同的記憶。”
漫步在當年的學生生活區，恍若隔了世。經過上世紀末的改建擴建，昔日的四層灰色磚樓，一律改成了高大敞亮的六層板樓，位置也作了調整。我曾經住的四十齋，前移了數十米。庭院里的幾棵大樹，槐梓相雜，粗逾水桶，高超六樓，不會是后植的，應該是原住民，與老樓同期落戶。如今，老樓完成使命，壽終正寢，而它們依然蔥蘢蓊郁，堅守故土。
若要打卡，這是最具縱深的地標。
那些建筑面目全非，唯有這幾棵老樹，是昨日的見證，也是今朝的慰藉。一陣微風吹來，樹葉沙沙作響，我抬頭仰望樹梢，傍午的日頭正透過那簇長相最旺的枝葉俯視著我。樹嘛，自然在不斷生長，它們向天空發展，向地底延伸，向內心蓄力——鐫刻年輪，那是它們的年譜，也是過往歲月的天文志、地理注。在樹的眼里我也是一棵樹，十趾沾地卻又不懂得向下扎根的樹，終生奔跑操勞卻總也高不過層樓的樹，甚至越長越矮。今天，我這棵老樹倒很想和那些老樹談談，譬如春華秋實，譬如夏長冬藏，譬如立地頂天，譬如千秋萬代。
燕南園是北大園中之園，里邊住的俱是“重磅人物”，整個學生時代我都沒能進去瞭一眼。
第一次得窺“廬山真面目”，是在畢業26年后，拜訪陳岱孫先生。那一陣子，北大的公眾人物，是陳岱孫、季羨林。我與季先生相熟，便請他介紹——就是向陳岱孫先生問個好，和他拍個照。哪知找到55號，敲門，無人應。問鄰居，說身體不好，住院了。
好賴見識了燕南園，感受了其磁場。
過了若干年，采訪侯仁之先生。侯先生住61號，當時虛歲已值百齡，獲睹他的豐采，聆聽他的嘉言，幸何如之。
去年歲尾，寫作《先生之風》，涉及57號前后兩任戶主江隆基、馮友蘭，又來一探究竟。57號已辟為“馮友蘭故居”，適逢閉館，遂隔著圍墻瞻仰了那名享士林的三株老松。
今日再來，依舊鐵將軍把門。
人去樓未空，“三松堂”儲滿斑駁明滅的光與影，鎖猶未鎖，有心人往門前一站，自有濃郁的書卷氣、博雅氣襲面而來。
我是有心人，免不了對圍墻內的三株老松又低回了一番，然后邁開大步離去。拐了個彎，正襟危坐的陳岱老，恰在55號院旁等我——那是他的銅像。合影如儀，還有比這更令人滿足的嗎？
一路走走停停，見到華發蒼顏的老者，別有一番故交故知的親切，他們的目光會主動迎過來，我也會熱切地望過去，對上了眼，有人徑直問：
“哪一級的？”
“64級。”
“學什么的？”
“日本語。”
“認識呂學德嗎？”
“認識，教阿拉伯語的老師。”
又有人搭上話：
“我學過陳信德的科技日語。”
“是嗎，陳先生教過我一年。”
“我認識劉振瀛。”
“哦，劉先生教高年級翻譯。”
北大很大，北大也很小。
一處交叉路口，西南角豎著一塊告示牌：“世上本來有路，停的車多了也就沒了路。”我拿筆抄下，覺得這標語新穎，借著魯迅的名言反過來說，讓人見了愣一愣，想一想，這一愣、一想，就多了一番明心見性的頓悟。
未名湖南岸，靠背長椅，右首是我，左首是她。
我讀我的《北大人》。
她是游客，江南口音，用手機絮絮叨叨地向家人匯報燕園見聞。
漸漸感到左側熱辣辣的目光，扭頭，四目交集。她問：“您這本《北大人》在哪兒買的？”
“校友會贈送，非賣品。”
“太遺憾了，我看到很多人手里拿著這本，以為我也可以買到。”
“你想要？”
“想呀，我兒子今年讀高一，他打算考北大。”
“那……你等等。”我掏出筆記本，把剛才讀過的兩段將來或許用得上的材料，刷刷地抄下。然后，把刊物送給她。
她十分好奇，想知道我抄的是什么。
我翻開《北大人》，在那兩段文字下畫了波浪線：
1973年，毛澤東、周恩來會見楊振寧，周培源陪同。他提到自己曾經是楊振寧的老師，現在則要向楊振寧學習。毛澤東笑問：“你現在落后了嗎？”他欣然回答：“是很落后，后來者居上。”（摘自《緬懷科學巨擘周培源》）
楊辛考察泰山，作《泰山頌》：“高而可登，雄而可親；松石為骨，清泉為心；呼吸宇宙，吐納風云；海天之懷，華夏之魂。”（摘自《緬懷哲學美學大家楊辛》）
但愿她的孩子讀到上述鉆石般的文字，也會與我一樣，心潮逐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