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適（二十）
□ 曹洋
五、家國情懷——三哭②
1943年，高二適自南京與家人離別到重慶已有六個年頭。中秋將至，明月掛枝。日寇的轟炸暫時遠去，他的思緒回到家鄉(xiāng)。那是美麗的記憶，意氣風發(fā)的青春歲月已留在昨夜的詩稿中。此刻身在荒涼的北碚，作詩《病起》：“六年不歸良有道，四海茫茫多兵塵。我與歧途成一往，當秋惟挹氣蕭爽。”兒女情長固然可慰藉孤寂的生活，寄托羈旅的情思，但沒有國哪有家，高二適心中有小家，但更有國這個大家。深夜對明月，友情、師生情、親情齊聚心頭，但所有這些都難以抵消他的憂國情。日寇氣焰囂張，政府腐敗無能，百姓困苦。悲境拱心，淚如泉涌，濡墨寫歌：
寄問樵 中秋前一日
……
吾孤如孀女，六年臥村屋。愿辭喪亂身，何處能安息。
時事倘可懷，剜瘡莫補肉。公知賈誼憂，吾故唐衢哭。
自從屈原一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脫口吟誦出來，中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憂郁的色調(diào)，這種色調(diào)便是家國情懷。是進亦憂，退亦憂；盛世亦憂，亂世亦憂；居廟堂亦憂，被放逐亦憂。一個“憂”字嵌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雖然屈原之后并沒有太多的文士蹈水自沉，但他們以另一種方式——“痛哭”，表現(xiàn)同樣的家國情結，阮藉的“窮途之哭”，賈誼的“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以致“哭泣”而亡，唐衢的善哭，又為知識分子們勾勒出一道慷慨悲涼的獨特背影，這種背影成為中華民族每每陷入社會危機時堅硬的脊梁。
1943年9月8日，即農(nóng)歷八月初九日，歐洲戰(zhàn)場傳來捷報，法西斯軸心國之一意大利宣布無條件投降，故高二適詩中記有“今秋消息好，盟人竟蹴蹋”。然而面對國內(nèi)的戰(zhàn)爭，高二適卻又高興不起來，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戰(zhàn)爭的成敗，國家的盛衰，不在于士兵而在于官。“兵衰”或可戰(zhàn)勝敵人，但“官邪”卻要喪國。
高二適這樣說是有所指的。遠的不說，汪精衛(wèi)投降日寇，淪為日寇侵華的工具，就是在1943年5月14日，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zhàn)區(qū)副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與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聯(lián)名通電公開宣布叛國降日。而此時的蔣介石卻把主要精力放在“閃擊”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上，完全置民族大義于不顧。高二適與詩友錢問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為一介文人，又有什么辦法？唯有一顆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和滿腔的熱淚了。高、錢兩人相見雖晚，卻以詩陳情，情深意篤。秋風掃山，憂病侵身，提筆述情，慨嘆無力；不為鄉(xiāng)情，只為國殤，日夜祈禱，徒增茫然。何以解憂，微祿不能，醉酒欺人，周遭昏昏，我心沉沉。君知賈誼憂，我當唐衢哭。千古幾人識，任淚流千行——此高二適二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