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趙啟斌與梁白泉合影）
韓愈（768——824）有言：“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清穆堂集》其為文似亦類此，粗讀之余，有此感受。大致說來，趙啟斌的美術史論研究以文人書畫的論說為主，旁及文字、篆刻、傳世美術文物的專題研究，兼及出土文物。也涉獵到民間工藝、宗教文物和宮廷藝術。內容豐實。歸納一下，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盡力占有資料
陳垣（1880——1971）先生做學問，提出資料要“竭澤而漁”，馬克思要求“研究必須充分占有資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必須充分占有資料”成為一切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
他很幸運，從大學畢業，以助手身份隨林樹中先生研治中國美術史，經過了四年扎實的學術訓練和資料積累后，順利踏進南京博物院，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高平臺，為盡力占有資料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個人機遇和空間。這個單位收藏大量的書畫文物，一開始就有乾隆在內府所置《南薰殿歷代帝后像》，此畫像包括伏羲、帝堯、帝禹、商湯、周武王，繼有六朝梁武帝，唐代高祖、太宗，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高宗到理宗，一直到元、明、清帝后像。圖像原藏奉天、熱河行宮，后遷北京前朝五大殿，成立古物陳列所。1933年10月又連同其他文物典藏一齊劃拔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這批文物包括三代鼎彝、歷朝書畫、陶瓷絲繡髹漆諸件，院史檔案記此事說：“本院得此基本物品，人文館已具偉大之基礎”。我院早期就已經擁有如此豐富的藝術藏品，具備了深入藝術研究的物質條件。趙啟斌君一些書畫研究專題的確立顯然得力于南京博物院藏品資源優勢所提供的學術高平臺，得書畫文物資料豐富之便利。
大陸解放前夕，諸多書畫、青銅器包括蔣介石撥交的《毛公鼎》等，均被運去臺灣，保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艾啟蒙（Lgnatias Sicheefar,1708——1786）的《八駿圖》，據說因為太大、太重,時間太過于緊急，倉促之中未能運走，至今仍珍藏在南京博物院。上世紀50年代，徐平羽院長因以上珍藏多被運走，籌得5萬元經費，全權委托徐森玉（1881-1971）先生在瀘重新購得一批書畫珍寶。其中宋徽宗趙佶《鴝鴣圖》、閻次平《四季牧牛圖》、宋人《耕織圖》《江天樓閣圖》，李衎《修篁竹石圖》、黃公望《富春大嶺圖》、徐渭《雜花圖》卷、朱耷《水木清華圖》、高其佩《水中八事圖》等，還有朱熹法書《察州帖》軸，都先后入藏來院。1954年江蘇建省，江蘇省博物館與南博合并，并入大批古代書畫11852件。這批書畫占省博藏品總數127000件的8.7%，其中珍品，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有吳鎮《松泉圖》、髡殘《蒼翠凌天圖》、石濤《淮揚潔秋圖》、朱耷《魚樂圖》、龔賢《岳陽樓圖》（劉海粟先生來院看畫，說此圖原為他的藏品）。此外，經過胡小石（1888-1962）先生和吳白匋（1906-1992）先生的努力，又把《金陵八家》中龔賢、樊圻、高岑、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蓀的山水扇面，搜羅齊全。一時之間，金陵山水畫的遺存，在南博書畫收藏中，亦蔚為大觀。這一時期明代金陵畫家郭仁的《金陵八景》圖冊也征集來院。1961年，徐平羽院長邀請中央文化部社管局文物處長張珩（1925-1997）、古代版本書畫鑒定專家天津韓慎先（1897-1962）和書畫家、書畫鑒賞家謝稚柳（1910-1997）三位先生蒞院鑒定全部書畫收藏38405件。結果是：最精87件，次精248件，較好853件，一般3490件。擬剔除8584件，保留25143件。隨后，江蘇省文化局又劃撥入藏南京博物院傅抱石先生的書畫作品395件，其中名品有《華山圖》《云臺山圖》《鏡泊飛泉圖》《老虎灘漁港》《千山競秀圖》《杜甫像》和《毛主席詩意圖》。此批藏品加上后來陳之佛先生家屬捐獻的九十余件工筆花鳥畫作品，進一步充實了南京博物院現當代繪畫藏品，使我院的歷代繪畫收藏更加系統、完善，為今后的繪畫專題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歷代書畫文物的不斷來院，藝術研究的物質基礎不斷鞏固，為藝術研究尤其歷代繪畫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圖像資料和文獻資料。
為我院書畫收藏曾經辛勤工作的張珩先生、韓慎先（1897-1962）先生和謝稚柳先生在這里要作簡要的介紹：張珩先生，其祖上曾是上海南京路上著名建筑“大世界”的擁有者，家境富裕，小時候經眼的古代書畫達萬件以上。謝稚柳先生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具有深厚傳統文化教養的家庭，他的祖父謝祖芳為晚清舉人，著有《寄云稿詩鈔》四卷，伯父謝仁卿、父親謝仁湛（皆為秀才）、表伯父錢振煌（晚清進士）、哥哥謝玉岑，皆有深厚的學養……。稚柳先生隨著長期與收藏界、博物館界不斷接觸，飽覽了大量的古代書畫，建國后又供職上海博物館從事書畫鑒定工作，因而擁有了非常精湛、嫻熟的書畫鑒賞、鑒定能力，以至于后來人們將他與徐邦達、楊仁愷并稱新中國三大書畫鑒定家。韓慎先先生，北京人，清吏部官員韓麟閣之子。久居天津，自開古玩店，因收得元代王蒙（1301-1385）《夏山圖》真跡，取室名“夏山樓”，自號“夏山樓主”，向譚鑫培（1847-1917）琴師陳彥衡學戲，對譚派唱腔，獨有師承，曾于長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留聲機唱片《李陵碑》《桑園寄子》《魚藏劍》多種，拿手好戲則是《法場換子》《桑園寄子》《轅門斬子》“三子”。余叔巖（1890-1943）曾從他學習《南陽關》，傳韓氏《戰太平》唱腔。韓曾任天津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是新中國早期書畫鑒定權威之一，與張珩、謝稚柳被聘為全國書畫鑒定三人小組成員，負責鑒定全國各地書畫總數在10萬件以上。張珩先生、韓慎先先生和謝稚柳先生來南京博物院鑒定院藏書畫，整理、充實、豐富了院藏歷代藝術研究材料。張珩先生、韓慎先先生和謝稚柳先生所進行的書畫鑒定、整理、研究工作，為我院歷代書畫藝術研究作出了開拓性的準備，具有奠基的意義。趙啟斌君來院后專心從事書畫藝術研究，是在長期積累的書畫藝術資料基礎上進行的新拓展，有著數代前輩專家學者奠定的雄厚學術基礎為支撐，深為他所具備如此豐厚學術資源條件而稱慶。
我國書畫創作用毛筆，要求具有深厚、精湛的筆力。梁啟超先生曾專門談過毛筆作字，他說：“凡看一國文化的高低，可以由他的美術表現出來。美術，世界公認的為國畫、雕刻、建筑三種。中國于這三種之外，還有一種，就是寫字。外國人寫字，亦有好壞的區別，但是以寫字作為美術看待，可以說絕對沒有。因為所用工具不同，用毛筆可以講美術，用鋼筆鉛筆，只能講便利，中國寫字有特別的工具，就成為特別的美術。寫字比別的美術不同。因而可以成為美術的原因，約有四點”。他說的四點為：一、線的美；二、光的美；三、力的美；四、個性的表現。“表現得最親切、最真實，莫如寫字。前人曾說‘言為心聲，字為心畫’。這兩句話，的確不錯”、“旁的可假，字不可假”、“因為各人個性不同，所以寫出來的字，也就不同了。美術一種要素是發揮個性，而發揮個性最真確的，莫如寫字。如果說能夠表現個性，就是最高美術，那么各種美術，以寫字為最高”（《飲冰室專集》卷102《書法指導》），所以我國書法自古就為專門之學、藝術的重要分支。依托南京博物院以及我國其他兄弟博物館的書法藏品，趙啟斌君也依據研究專題需要，廣泛占有材料，進行相關書畫藝術理論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我相信憑借他的勤奮、天賦和知識儲備，應該能提煉、研究出屬于他的更為重要的書畫藝術專題研究成果。
（1999年，在南京棲霞山一次關于維修石窟的討論會，與會者有梁白泉、羅宗真、韓品崢等）
創辦江蘇南京匯文書院的福開森先生（J.C.Furguson 1866-1945），1888年來華，他是美國美以美會的傳教士、“中國通”。1897年辭去教職后，到上海協助盛宣懷（1844-1916）創辦高等工業學堂南洋公學，曾任盛氏和江蘇巡撫、兩江總督端方（1861-1911）的顧問，1917至1928年任北洋政府總統府顧問，1936年至1938年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顧問。福開森先生（J.C.Furguson）一直研究中國美術，收藏中國古玩，著有《中國繪畫》《中國美術大綱》《李朝瓷器》《中國藝術巡禮》《歷朝著錄畫目》和《歷代著錄吉金目》。福開森先生（J.C.Furguson）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的一切藝術，是中國書法的延長”。他的這一論說為著名畫家、美術史論家傅抱石先生所激賞，傅先生說：“要了解中國的藝術，起碼的條件要對中國方塊字發生興趣”“中國的畫和字是這樣結成不解姻緣，它們同根同源，這是中國繪畫超然的第一點”。中國傳統繪畫始終重視筆墨，重視對筆墨風格的領悟和理解，這是中國藝術獨特的文化特征決定的,獨特的文化基因決定了獨特文化現象的出現。中國畫研究尤其要重視筆墨、書法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詳細地占有相關材料，才能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價值和成就作出進一步的思考和判斷。在占有這一相關領域的材料從事研究方面，趙啟斌君無疑具有自己的優勢，我就不多說了。
二、以文人畫為重心研習具有曠世特色的山水畫
中國文明的“搖籃”在黃河中、下游。可能由于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歷來戰爭多發生在北方，由此對社會造成殘酷的摧毀。以徐州為例，曾被蘇東坡稱為“彭城古戰國”，據統計從夏后10年（前2183）命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叛變起至1949年，徐州地區大小戰爭有2000多次，從魯成公18年到1949年，大的戰爭400多次，或說150多次。以至于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尤其是西晉永嘉年間，公元311年，洛陽陷落，“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 、七”。精英流失，這個文明的重心開始向南方長江中、下游轉移。再具體一點，從唐代晚期黃巢起義，從乾符5年（878）到宋高宗紹興8年（1138）在杭州建都，其間大約260年，文明重心轉移到了長江下游的太湖流域，以致于元代蒙古貴族開始視蘇杭為人間“天堂”。據繆進鴻《長江三角洲與其他地區人才的比較研究》：從先秦到現代，長江三角洲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1%。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6.6%，專家學者948人，占全國總數的1/3，太湖流域面積占全國總面積0.37%，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3.4%，專家學者591人，占全國總數的1/5。由于文明重心的南移趨勢，勢必影響到中國繪畫創作重心的轉移與人員構成的新變化。傅抱石先生認為中國的山水畫胚胎于漢魏，成立于東晉而發展于盛唐，已經意識到中國繪畫重心的變化。立足于以文人畫為重心研習具有曠世特色的山水畫，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趙啟斌君繪畫專題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趙啟斌大學期間讀書情景）
趙啟斌有關“江蘇歷代繪畫流派”的研究，極具學術研究價值，關注到了文明重心轉移的重大問題，認為江蘇歷代繪畫繁盛與文明重心的南移有密切的關系，同時對地域性繪畫流派崛起的相關規律進行探討，有頗為精彩的論述。他在文中列出的畫派，包括山水畫派即有“顧愷之畫派”“張僧繇畫派”“二李青綠山水畫派”“指頭畫派”“徐熙畫派”“董巨畫派”“米家山水畫派”“黃公望畫派”“倪瓚畫派”“江夏派”“婁東畫派”“虞山畫派”“常州畫派”“金陵畫派”“揚州畫派”“鎮江畫派”“海上畫派”“無錫畫派”“宜興畫派”等等，竟達45個之多。將以省為對象的區域性繪畫專題研究推進到新的境地之中。
以文人畫為重心研習具有曠世特色的山水畫，是《清穆堂集》的重要特色，也是立論的亮點所在，這也是中國繪畫所具有的獨特歷史文化性質所決定的，涉及到中國文化、審美觀念的發展、變遷及其藝術價值走向等核心問題。東晉開始，審美意識的新覺醒，促使山水畫從人物畫中獨立出來，并在中國畫中開始占據重要的地位,尤其五代、兩宋以后，更占據中國畫、文人畫發展的主導。趙啟斌君不斷從山水畫專題研究中發掘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提出諸多新的觀點，尤其在掌握中國傳統美術史論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引進西方圖像學方法、風格分析方法致力于山水畫研究，具有綜合其他領域學術成果進行中國美術史專題研究的傾向，確實值得引起美術史論專業人士的高度關注。
三、在研究、撰述方法上的多種多樣
除一般所謂的綜合、分析、比較方法之外，趙啟斌的美術史論研究很重視譜系發展、“母題”衍生、典型個案等的運用。如在“漁隱”、“舟漁”和“垂釣”圖像研究專題的立項、考釋上做得十分出色。同時在宏觀、具體的把握上做得也好。章學誠（1738-1801）曾經說過一段著名的話：“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文史通義》卷5《內篇?答客問》）。他的專題研究在大的、小的兩方面都很注意，重點則在具體的論述。真理都是具體的，同時注意到了“規律”的認識。
四、從古到今、從域內兼及海外，而以近、現代、當代為主
趙啟斌美術史論研究涉及視域非常寬廣，從古到今、從域內兼及海外幾乎都有所涉及，而以近、現代、當代為主。除《董其昌》外，又有《呂鳳子》、《陳之佛》和《傅抱石》，在《現代繪畫》中，嶺南畫派從高劍父起，延續到第二、第三代。近代李劍晨、劉海粟、謝稚柳外，直到當代書畫家如徐明華、賈浩義、刑少晨、李英杰、張友憲、張洪波、余新文等，也都有所論列，足見作者繪畫研究范疇的寬廣、縱深。
五、文、圖并重
我國古代“左圖右史”，今天世界更是進入了“讀圖”的時代，“圖、文”并至。概念實現于現象，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論“藝術作品是由思想外化來的，稱圖畫為“外化”。可見圖像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尤其藝術研究，更離不開圖像的引用和發揮。趙啟斌非常注重與文字并至的插圖，無法做準確的統計。他的專題研究涉及的插圖是：
古代繪畫，548幅；
高隱、瀟湘，594幅；
江蘇流派與董其昌，351幅；
呂鳳子，379幅；
傅抱石，466幅；
陳之佛與現代繪畫，765幅；
文物博物、雨花石，428幅；
中國歷代繪畫賞析291幅；
書法137幅。
總數大約在4590幅以上。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當然，“物不可窮也”（《易?系詞》下），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研究。他的諸多論述，個人以為不足之處，或者可說有兩點：
一是按照南京博物院的學術傳統，民族學、民俗學的材料篇章，尚嫌不足。
二是論述多繼承而少批判。中國傳統源于農業文明和禮樂制度，與手工商業和手工技長多有貶斥，未必都是精華。“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的全部價值在于這個理論‘按其本質來說，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寧選集》第2版第1卷第81頁）。法國哲學家、教育改革家、歷史學家庫辛（VicTor Cousin,1792-1867）有言：“批判是科學的生命”。相關藝術研究專題應該注重批判性地研究，注重批判性地發揮，這也是學術研究的生命和靈魂，趙啟斌君這一方面今后應有所關注，其所立論和行文就更加盡善盡美了。
我是學歷史的，于藝術史外行。趙啟斌君是我工作過的南博的專業人才，好學不倦，為文不輟，今成書近400萬字。歐陽修（1007-1072）有言“地以人勝，人以言存”（峽州至喜亭記》），囑我為文，情不可卻，匆匆寫之，不知所云，請趙君與讀者教之。
（梁白泉教授系南京博物院原院長，本文寫于2014年1月7日）
（梁白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