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力行先生情緣江南、心縈弦索。20多年來，帶領他的弟子們孜孜矻矻、渡水越嶺，行進在他們心中的山陰道上。這讓我想起2500多年前，暮春三月，孔子攜他的弟子們走出講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行走山川，呼吸天地，不言之教，得魚忘筌，這樣的情境，怎能不令人感動又令人神往呢？
《探驪得珠：江南與評彈》就是唐先生和弟子們在山陰道上一路行來留下的深深轍痕，可謂“魚”與“筌”俱在。書中文章的主體是唐先生為弟子們的專著所寫的序文，“江南”“評彈”，各占其半。“從江南社會看蘇州評彈，從蘇州評彈看江南社會”，在這部書中，“江南”與“評彈”由兩相瞻望到合于一卷，不僅構成了文本化的互文言說，更驗證了唐先生的一以貫之的學術理想。
貫穿于唐先生“江南”與“評彈”研究的主線是什么呢？那就是為中國社會轉型求索、為傳統文化新生探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推動文化傳承發展的當代語境中，唐先生論說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不言而喻。他領銜的蘇州評彈研究被譽為“開拓社會文化史的新領域”，但是他絕不止步于這種“開拓”。作為歷史學家，他有自己的現實關注；作為“說書人的兒子”，他有自己的人文情懷。他運用社會文化史研究蘇州評彈，并不僅僅滿足于一門學術研究的開疆拓土，最讓他縈心掛懷的還是蘇州評彈這一江南優秀傳統文化的命運。因此，他在評彈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終極問題：“蘇州評彈是誰？蘇州評彈從哪里來？蘇州評彈往哪里去？”這三個問題看起來并不高深，也不出奇。但是，它是建立在歷時十載、披沙揀金、皇皇三卷、數百萬字的中國蘇州評彈社會史料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是建立在系統規劃、搶救發掘、精心記錄、內容豐富的一百個蘇州評彈人口述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是建立在對周良等老一輩評彈理論家學術成果的真心領會、傳承弘揚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是建立在唐門弟子虔誠探求、薪火相傳寫下的數十篇碩、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由此可以看出，這三個終極問題的提出與解答，具有了同類研究所難以企及的歷史厚度與思考銳度。
正因為唐先生憂心的是評彈的命運，在重構蘇州評彈歷史的過程中，他始終將目光更多地投向當代。他的目光穿透歷史的云煙和迷霧，對當代評彈史作出了一個十分精要的概括：“從中篇、短篇取代長篇開始，到評話的邊緣化，評彈藝術的說表的弱化和彈唱的強化，從一人多角的‘起角色’到一人一角或兩角的‘演角色’，從靈活性到一字不差的臺詞化，從模糊評彈與戲劇的邊際到提倡戲劇化，戲劇化從偶爾為之到新常態，錯綜復雜，互為因果，評彈的藝術本體和美學格范被‘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唐先生不僅為我們描述出這種變遷，更為重要的是，他為我們提煉出一個深長的歷史教訓——“當評彈藝術本體受到尊重，得到發揚時，蘇州評彈就興，反之則衰。”那么，唐先生心目中評彈藝術本體是什么呢？與曲藝理論家、表演藝術家的論說與實踐構成互補的是，他總是在歷史與現實、政治與文化、藝術與功利的雙向觀照中展開理性思考，他的學術界定也因此具有了綜合性、歷史性、周密性等特征。比如，他提出“蘇州評彈的藝術本質就是創新”，又為評彈的“創新”界定了三個層面：一是評彈演員在書場表演時的主動創新意識，二是對長篇書目的常說常新，三是創作新書。并進一步指出，對于傳統長篇書目來說，前兩者具有更加基礎的意義。這一觀點不僅捕捉到了評彈藝術生生不息的核心要義，也揭示出其他戲曲、曲藝等傳統藝術的傳承規律。傳統藝術亦如顧頡剛先生所提出的中華古史形成規律一樣，是“累積的造成”。對此，我們需要有歷史的耐心。
《探驪得珠》中的另一半是江南研究，即便我們從蘇州評彈的本位來看這些論著，也可以深深領悟到，江南文化孕育了蘇州評彈，江南社會的變遷更決定著蘇州評彈的命運。唐先生江南研究的時段起于16世紀，重心是近代以來江南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遷，這對于今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來說無疑是最近切的鏡鑒。在現代化進程中，“古今中西之爭”是必須面對的課題，上海、蘇州分別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因此也各自具備了觀察中國現代化的典型意義。在唐先生眼中，上海的轉型是“迅速而徹底”的，從文化層面看，上海“承續了江南文化，衍生了紅色文化，吸納了舶來文化”，一方面帶來的是“兼收并蓄、善于創新”，同時又“充滿沖突感”，并不能以“任何單一視角、標準范式加以闡釋。”而蘇州等江南城市因為特殊的文化地位，在現代化轉型中面臨著諸多“看不見的障礙”，同時，“有著傳統中國最先進發展程度的蘇州，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有著自己的步調和節奏。”這是就社會轉型而言作出的扼要論斷，但是，評彈在蘇、滬兩地的中心遷移以及由此帶來的藝術分野，不正是近代以來江南社會不同轉型路徑在藝術領域的曲光折射嗎？從江南走向長三角，伴隨今天現代化轉型的則是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經濟、社會、文化的整合與壯大。就蘇州評彈來說，多元一體與一體多元的雙向互動，正是構成傳統藝術傳承發展的重要動力機制。
山陰道上翠云濃。在那綠蔭深處，不僅有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更有為霞滿天與滿園芳華的顧盼映發——這是更加迷人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