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女性詩歌作為一種有意識的文學實踐，業已形成自身的傳統。從以翟永明為代表的“黑夜”寫作，到王小妮、馬莉等更顯內傾的個人化寫作，女性詩歌也愈來愈呈現出繁榮多樣的面貌。在新世紀的寫作中，“女性意識”這一富有生長性的概念，不再作為反抗男性話語的對立面被旗幟鮮明地凸顯、宣揚，而以一種相對溫和、從容的姿態沉潛在詩歌的內部——這正表明，女性寫作已經進入到更為成熟的階段，即便同時也面臨著更深、更復雜的困境。《燕南園的星空》收錄了36位女詩人的詩作。她們之中既有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頗具影響力的女性詩歌引領者，也有非常年輕的九零后學生。“女詩人詩選”這一命名，體現了擺脫駁雜的價值立場與風格框定的努力。回到最簡單的含義，也是回到不被定義的敞開地帶。如翟永明所期許的，女性詩歌終會在歷經喧囂與彷徨后“洗盡鉛華”。在這本詩選中，每位詩人都展現出自身的獨異特質。“她們”正朝向更多的可能，以迥乎不同的個人經驗和風格多樣的作品，拒絕對女性詩歌的狹隘化與本質化。作為對北京大學女性詩歌寫作的一次小結，這本詩集也有意接續北大詩歌的優秀傳統。可以說，許多詩人正是在北大開放、包容又充滿活力的詩歌“場域”中成長起來，她們的作品吸納了其豐沛的思想文化與詩歌資源，具有一定的先鋒意識。同時，這些詩作又可視為一個生動的樣本，顯現出繚繞于這一場域中的種種問題。
關注日常生活與個人經驗，是90年代以來的詩人們共享的詩歌方式。詩人們更愿意發掘日常生活的隱秘詩意，個人化地把握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在從濃烈的抒情話語轉向敘說風格的日常書寫的過程中，語言本身的力量也逐漸地被重視起來。詩人一方面格外倚重修辭技巧來最大限度地包容繁雜的經驗，另一方面也極易迷失在虛幻的語言游戲之中。總的來說，這本詩選中的作品也延續了90年代的個人寫作，并試圖將女性意識傾注于日常的豐富細節。但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詩人在潛心建構自己的語言以表達個人經驗的同時，也更自覺地超越性別的界限，在純粹詩歌的意義上思考寫作本身以及語言的限度和潛能。
如果說在學院寫作的詩人更容易掌握、迷戀所謂的修辭技巧，那么背靠北大豐厚的人文傳統，“她們”需要處理的問題或許也包括，如何平衡直覺、情感與龐雜的知識或者書本經驗間的關系，以及語言層面上的技術性元素。張桃洲在評論周瓚的詩歌時有這樣的精辟之見：讀周瓚的詩歌確實常常會聯想到她的學院背景，但這一背景為她的寫作提供的不僅是詞匯、“知識”或技術，而且是心理、詩思和寫作基調的蓄積。這為90年代以后的女性詩歌帶來了某些新的可能性。僅從這本詩選中，也可以窺見周瓚詩歌的這種珍貴品質。理論固然提供了多向度的視野，但她并不依賴“嚙吃知識”來完成詩行的構建，一些質直、細膩的表達往往適時地調節了知識可能帶來的滯重感。在這本詩選中，盡管諸位詩人的作品各有其風貌與精神，但幾乎不見炫技式的寫作。她們詩藝精湛，但也能以簡單、松弛的語言傳遞出詩歌內在的生命力。比如秦立彥的《迎春花》一詩：“它們只有一個執著，/就是抓住永恒中這屬于自己的一瞬。/它們把全部的熱情都貫注于此。/萬千未開的花蕾，/如同搭在弦上的箭，/不能不發。”在此，簡潔、直接的語言釋放出巨大的情感力量，直擊心魄。當然，每位詩人各有其建構語言、處理經驗的方式，不過即使在具有詞語高密度特征、修辭精巧的詩作中，也沒有那種凌空蹈虛的敘事和對語言技術的沉溺。范雪的《轉場》以濃縮的句式寫道：“她思索著這些升高的煙/肢體間乍現的靜電，/像蝙蝠貼著狹窄的天花板打轉。/城市的汗毛對她關閉，/油脂滾沸的聲音帶她穿過/玻璃上變濃的白霧。”詩句細密地呈現出對城市生活的洞察和對幽暗情緒的捕捉。在純熟的技法下，是詩人對世界的敏感和關切。在一些年輕的詩人如李琬、蘇晗、葭葦、趙汗青等人的詩作中，也可以感受到她們對語言技巧極其純熟的運用。可貴的是，她們同時又保持著高度的自我警醒，表現出難得的節制。
尋找“她們”的共性是艱難的。從這本詩選來看，她們的詩歌都堅守了真誠，并因此彌漫著豐盈的感性。雖然她們的詩展現了對日常生活與情感肌理驚人的觀察力，但沒有只停留在對女性內部世界的開采和挖掘，而以充分自信、從容的姿態朝向更廣闊的天空。她們的詩作既延伸、拓展了女性詩歌自身的價值，也以各自的方式反思、回應了生命整體與詩歌寫作共同面臨的問題。(夏至，女，中央民族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