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嘯，現任江蘇省書法院院長。江蘇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楷書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書法家協會評審委員、文化部全國青聯委員、中國滄浪書社社員、江蘇省文聯委員、江蘇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江蘇省海外聯誼會理事、南京財經大學兼職教授。是江蘇省首批紫金文化藝術英才、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江蘇省中青年德藝雙馨藝術家、江蘇省宣傳文化系統“五個一批”人才、江蘇省“333”工程學科帶頭人。被評為“江蘇2018年十大中華文化人物”。國家一級美術師。
獲獎、入展
書法作品獲中國書法最高獎――“蘭亭獎”，林散之書法雙年展――“林散之獎”，中國江南文化節――“翁同和書法獎”，世界華人中國書畫藝術精品大展優秀獎，全國第二屆行草書大展銅獎，中國書協主辦“中國書壇蘭亭雅集42人展”，中國美術館第二屆當代書法名家提名展，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30周年會員優秀作品展”，中國書協主辦全國首屆“三名工程（名家、名篇、名作）”。
以及全國展、中青展、行書展、草書展、正書展等專業展覽100多次，獲獎10余次。
論文、專著
文章見諸《書法報》、《書法導報》、《中國書法》、《書法》、《書法賞評》、《書與畫》、《書畫藝術》、《南京大學學報》等刊物。
“語文新課標準讀本”——《李嘯書法藝術欣賞·古詩導讀》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出版作品集《李嘯書法藝術》、《腕底清風――李嘯書法作品集》、《李嘯楷書冊頁》、《中國當代書法名家·李嘯卷》《中國當代實力派書家李嘯研究》、《中國60年代代表性書家》等。
明道·正則·寫心
——論書法創作的精神哲學意蘊
李 嘯
書法藝術作為時代精神的產物，自誕生起就關照生命、追尋意志自由，探究恒久不變之道。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書法作為精致的藝術表現形式，只有通過精神的把握才能窺察其中的意蘊，也才能給大眾以心靈的慰藉。
一、“滌除玄覽”以明道
與西方的宗教型文化不同，中國沒有宗教，但中國有強大的以儒家為代表的倫理精神，因而，中國有發達的精神哲學關照生命。正如梁漱溟先生認為的，中國的倫理精神一定程度上代替西方的宗教給人以慰藉，成為世人的精神家園。
隸書扇面《葛征奇詩題山水》
倫理的表現方式繁多，藝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種。藝術之所以能成為倫理的表現方式，是藝術總是在完成一種循環承認：藝術家將其對自然、人性、生命的感悟和理性反思通過主觀把握轉化成藝術作品，完成特定藝術形式對其領悟的承認；接著，受眾通過還原和解讀，將藝術欣賞上升為審美，在把握精神性定在中完成對藝術作品的承認。兩種承認都是將個體——藝術家和受眾從任意性中解放出來，作為“中介”的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精神。藝術作品作為承載普遍性意義的精神的定在，給審美主體帶來愉悅感。藝術的倫理表現方式也就得以實現。
書法藝術也是如此。當今，大眾推崇書法作品，也給予了書法家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回報。然而，每位書法創作者要記住的是，民眾對書法作品的推崇，不是對某一位書法家的喜好，更非對某種書風或某種書體的溺愛，而是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精神的追尋和探求，是對在物欲橫流下被遮蔽的精神家園的依戀。書法家的時代使命并非是通過書法作品去張揚自己的個性，體現自己的藝術風格，而是要透過書法藝作品將人性的普遍性和永恒追求的價值理念滲透在作品中，透過作品表達出藝術家作為文化使者對人類社會的共生共存的追求和對普遍民眾的精神慰藉。因而，書法家的每次落筆，都要對人類精神有敬畏之心，所謂“一筆一世界”，書法雖是小技，但是通大道。此“大道”相比于老莊的“道法自然”，更應是“入世”的儒家學者重視的人文情懷，是最高的價值和原則，是蘊涵價值規范的倫理精神。書法家應該在“明道”中進行藝術創作，使書法成為表現生命存在的符合。
宮扇絹本小楷 鄭板橋題《墨竹圖》
書法家表現中國傳統倫理精神，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書法中的向背、穿插、呼應、虛實總是在表現中國人復雜的倫理關系，每個個體對他人的依附以及關系性的存在。明道，就是要透過書法作品，用墨色和線條演繹人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傳遞著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使書法作品能夠透過欣賞者產生“月映萬川”的效應，才能達到個體對書法作品的認同。書法家的創作時刻要以“道”與這個世界聯系，書法作品只有不獨立、不孤立，才能真正成為審美對象，也才可能長遠流芳。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想有所成就的書法家，都會對書法本質進行沉思，都想達到對道的領悟和把握。先賢老子所說的“滌除玄覽”之法是明道的智慧之舉，“滌除玄覽”原本是擦去鏡子上的灰塵，而人的心靈如同鏡子，也會蒙上“塵土”，被眾多的紛繁復雜遮蔽視聽，因而也需要經常擦拭，保持明凈之心。書法家明道，要將自己浸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并能夠通過閱讀和理性思索，通過反思和踐履，向內探求，從而去把握道，這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也是個孤獨漫長的過程。古代書法家真正用心與這個世界交流，王羲之用鵝的一舉一動學習了筆法、筆勢，自然界的云彩星月、春華秋實都能與書家的心靈交融，成為書法創作的源泉。這些“神思”的產生需要一定的閑暇時光，這種閑暇不僅是時間和空間上的，更是心靈的純凈。
當今書壇，不少人對于書法之明道也想去尋求捷徑。他們也想書法作品得到肯定和承認，因而將自己的心理和氣質都進行了相應的裝飾和打造。但是這種外在的“裝潢”總與真正的道有“隔”，“隔”的存在，讓精神失去光彩，讓書法審美無法交換氣息，普遍性與特殊性無法達成統一，因而這些的書法作品雖然可以騁一時之席，但難以背負時代的使命，也難以經受歷史的檢驗。拙劣者，為了吸引眼球，對自己的書法創作選用畸形怪異的創作工具，通過對作品染色、仿占、電腦制作等技巧以迷人眼目，更難以明道。
孔子從來不承認誰是得道之人，他認為“道”永遠在追尋的過程中，故“朝聞道，夕死可矣”，這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氣質。古代書法大家從未止步于自己的成就，因而不同階段總有精品問世。這是書法的精神境界、書法的生命境界，也是“道”的真諦。
二、“腕底清風”以正則
“正則”最早源自浪漫主義愛國詩人屈原的作品《離騷》。《離騷》是屈原的自傳性抒情詩，詩中屈原敘說父親賜給他“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則”作為寓意美好的名字，意為“公正而有法則”，屈原用自己悲壯的一生踐行著父親的期盼。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屈原是深深把握著了他的時代精神的人”。
“正則”首先是要做個可以參天地的公正之人。書法在古代社會，作為任何文人都要掌握的技巧，正則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一個書法家僅知道書法要傳遞人類一些永恒的價值，關照心靈的平和，追尋意志的自由，然而自身并未踐履這些理念，甚至是個虛偽奸詐的市儈小人，抑或是為一己之利而犧牲倫理實體的人格低劣的人，那么人們對其書法作品的認同就大大降低。這些書家，即使在當時可能風靡得意，但隨著歷史的洗禮，終將被唾棄和遺忘。真正人品高尚的書法家，其書法作品易被肯定，在歷史的大浪中能夠流傳，得以永恒。顏真卿的書法如此，蘇軾、歐陽修，孫中山等人的書法也是如此。正直、善良、無私、忠義，有君子之風，身懷民族大義、愛國報國等都堪稱中國文化中的“俠之大者”，是被世人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審美標準。幾千年的文化血脈中的“精氣神”，應該成為每個書法家予以自勉自策的文化砥柱。
行草 《云鶴》35cm×35cm
做人是書法大道，此道須正；但書法還有其自身的道，也需要去遵循。所謂“書法”，首先是一種書寫之法，有一定的法則。書法講求通過墨色和線條的變化，將漢字特有的二維空間勾畫成靈動奇異的三維空間、四維空間。因而，墨色的濃淡枯潤、線條的粗細長短，走筆的輕重緩急，氣息的虛實動靜，力度的剛柔纏綿，布局的精致灑脫，都需要書家扎實的“書寫之法”。書法離不開書家扎實的功底，勤奮的付出，豐富的底蘊，以及對待藝術的嚴肅態度。書法有自身的規則，書家需要大量時間精力的投入、失敗后的攻堅，攻堅后的擊破，只有熟練后的水乳交融才能達到隨心所欲的“如境”。這是一種“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意境，只有正則，才能“修能”，進而獲得較高的書法造詣。
誠然，藝術肯定且需要天才，但是藝術卻無捷徑可走，書法更是如此。比之先賢，今人更為缺乏的是書法“童子功”和蒙學素養。在這個日新月異的年代，一些書家沒有扎實的書法基礎，更談不上古人的“退筆成冢”“洗墨成池”。科學技術和現代化手法，以及人們的獵奇、求變心理給了他們成功的外在因素。這些人在書壇的成功，使得古代書法家視為生命和空氣一樣的文化典籍閱讀成為一種迂腐。但同樣，這些書法作品中難見歷史厚重感、文化凝聚力，以及真正能夠觸動人靈魂深處的感動和感應。
因為書法家心中無丘壑，使得模仿、跟風和翻版充斥書壇，尤其是某種書法形式在大賽獲獎之后，某位書家成功成名之后，模仿和翻版更甚。這是市場經濟的繁榮催生的浮躁，也是書家對書法規則的輕視。因為急功近利，所以無視了書法創作的規律。明清“館閣體”盛行之時，當時的書家因為單一的書法形式遠離了書法家的內心世界而焦慮，而今，我們要憂慮的是書壇對“則”的輕視，以及跟風和模仿帶來的失序。
團扇行楷 《劉熙載書概句節抄》
三、“筆墨伴隨”以寫心
書法對古人來說，并非是脫離生活的藝術表現形態，而是與生活緊密融合的協調狀態，是生活的一部分。迎來送往、問候通訊，只是逸筆余興、盡情揮灑。《蘭亭序》來自一次書法雅集，《爭座位帖》是魯公一吐為快的直諍書稿……經典的書法作品總是在書家坦然從容中產生。對古人來說，書法就是筆墨伴隨而寫心的過程。而今，書法成為一種陽春白雪式的高雅藝術，但也可能萌生老子所說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的弊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對立面，全社會都來關注書法藝術的時候，書法也就漸漸遠離了生活，遠離了精神的關照。回到古代書法的狀態是不可能的，但是當今書家要時刻讓書法成為寫心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讓書法之“道”和“則”得以從抽象到具體。
在我國文化中，“心”很少用于指人的生理器官，而是指思維器官，并延展到精神主體，是主宰一切的實體性存在。作為精神主體，“心”也就作為道德之“源”，具備了明辨是非、踐履道德的能力，是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得以進行的基礎。寫心的過程是將自己領悟的書法之道呈現出來的過程，是書法家對內心真正認同并愿意去踐履的價值觀和終極追求。
“筆墨伴隨寫我心”，能避免世俗和平庸，既不附庸風雅，也能針砭時弊。寫心的過程，是書家持有自己志向的過程。“心之所指曰志”，因而“志從心出”“志由心生”。當代書壇，一些學書者，總是意志不夠堅定，希望書法能夠帶來的有形回報和物質的享受遠遠高于其書法藝術給予的心靈慰藉。因而，一些書者不愿意去“寫心”：不愿意確立和踐履自己的書法志向，也不愿意去追求書法藝術應有的精神關照，只是希望能夠立竿見影獲得回報。與書家的筆墨伴隨相反，他們希望的是物質回報的伴隨，各種外在榮譽和褒獎的伴隨。殊不知，物質世界是最易稍縱即逝，最難把握。墨子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一個人的意志不堅定，智慧也就得不到充分的發揮。所以，不去書寫自己內心的書家，在遇到挫折或回報不到位時，就難以持續下去，或者放棄，或者重新開始新的追風。筆墨是寫心的，而非去書寫各種別人的成功。模仿和跟風是對筆墨的褻瀆，也是對書者自己心靈的遮蔽和輕視。
行草條幅 《石濤畫菊》
書法所寫之心，不是“你之心”，“我之心”，而是陸九淵認為的“本心”，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豪邁，是孟子所稱是道德形態的演繹，仁義禮智、元亨利貞、誠信安和都在其中。此心作為倫理，是一種普遍性存在，亙古不變，流芳千年，故現代人能與古人溝通氣息，能與圣賢酣暢對話。書家要在筆墨的伴隨下，在臨摹和創作中徜徉。臨摹是與古人溝通氣息的橋梁，書法家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要用于讀帖和臨摹，對古代碑帖、名家法書更要心摹手追。唯有與古人不斷對話，才能避開久書易積的油滑與江湖氣，對傳統經典頂禮膜拜怎么樣都不為過；而創作也僅是在古人對話的基礎上領悟、融合與提升。
書法家除了通過臨摹與古人交換氣息，還需要通過經典著作的閱讀，吸取古人的智慧。在這個碎片化、圖像化閱讀的時代，快餐式的閱讀充斥、沖擊著創造，書法家要能夠靜下心來認真地閱讀系統性、連貫性、學術性強的經典圖書。只有閱讀才能將這個世界的浮華遠遠地拋開。只有藐視現代社會的浮躁和市場經濟的誘惑，才不至于浪費和消耗生命能量，才能心平氣和地追尋自己的書法抱負。
當今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又處于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任何書法藝術家都要有一種擔當，即藝術的創作是在重建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其所追尋的“道”應該是民族精神和核心文化，每個書法藝術家都應該成為傳統倫理精神的守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