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訟獄”一詞出于《管子·小匡篇》：“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意思是說：沒有冤屈而來訟獄告狀，官方正式再三地勸禁又不聽、而理由又不充分直正者，則須交納一束箭以作懲罰。這是管子與齊桓公對話時，針對齊國“寡甲兵”即軍備武器不足的嚴峻形勢，準備采取“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對罪犯采取讓其交納武器、盔甲、犀牛皮、盾牌、兵器架、胸甲皮等物來減輕他們的罪行；對于那些沒有冤屈還要進行打官司告狀、又不聽政府勸解勸和的人，就罰他們上繳一捆箭來抵過。
人類本性中存在競爭、殺伐、掠奪、猜忌等劣根，從而引起種種復雜社會矛盾和難以自行協調解決的問題。隨著社會文明進步，尤其是王權建立，人類終于有了權威，他們擁戴權威，反過來又讓權威來統治自己；他們請權威來協調處理問題，在權威面前表達訴求，從而又不得不為權威去付出。“訟獄”的出現與斷訟析獄工作的開展，正是人類群體與權威之間發生勾連的必然現象。在現代人語匯中，打官司告狀、辦案、斷案、審判、判刑、坐牢、問斬等，都隸屬古代訟獄范疇。
由于構成訟獄的原因復雜多變，無論是甲乙雙方互打官司告狀，還是權威官方立案公訴，都存在著對案情的調查研究、分析判斷是否精準問題。在這過程中，神話出現了，有些斷訟析案人員因成績突出而常被人們稱為“神探”，有些人則被認為在處理訟獄過程中有神來相助，當然也有辦案人員不信鬼神的。
我們知道，中國最早最具權威的大法官是與堯舜禹同時代的皋陶，是他提出了“慎乃憲”思想，要求人們在立法、處理案件時要慎之又慎，細之又細，因為許多案件事關人命、事關國家社會穩定。可又有誰知曉，皋陶當年的斷訟析獄本領，在后世也被賦予了神奇色彩。
漢代王充在《論衡·是應篇》中記載，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觟?（huàzhì，獨角羊）觸之。即對那些難以斷定、疑點較多的案件，就讓觟?這種羊來幫忙。這種羊雖然只長一只角，但卻天生具有神奇靈異功能：“性知有罪，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如果有人犯了罪，這種靈羊就會用獨角去觸撞那個人，從而給破案人員提供斷案幫助，這就是“皋陶敬羊，起坐事之”典故的由來。大法官皋陶的破案本領被染上了神話色彩。皋陶辦案時的獨角羊，如同今日訓練有素的警犬，雖然其嗅覺的靈敏性肯定不如今日訓練有素的警犬，但卻具備判別是非對錯的能力。在科技手段還不發達的時代，利用神獸來幫助斷案，也不失為是一種最佳求助和幻想了，如果案件辦錯了，責任全部在那只畜牲身上，人類自己是可以開脫掉的。
在后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諸如唐代狄仁杰辦案，宋代包拯辦案，《三俠五義》《七俠五義》中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影視劇在演義過程中出現的神話傳奇色彩，應該說也是于古有征了。
在正史及文學作品中，訟獄中的神異現象也是俯拾可見。姑且不論元代關漢卿《竇娥冤》中“六月雪”神異現象是確有其事，在正史中也有類似記載。
《明史》卷一百六十《石璞列傳》記載：明永樂九年（1411年），石璞任御史；正統初年（1436年）歷任江西按察使，他“善斷疑獄”。
有民娶婦，三天后“歸寧”時“失之”。舊時，嫁出去的新娘子要在三天后回娘家省親，民間叫“回門”，但這位新娘子在回門時卻失蹤了。于是“婦翁訟婿殺女”，新娘子的父親即男子的岳父壯告女婿，稱是女婿謀害了自己的女兒。結果，“誣服論死”，官衙將女婿捉去，女婿經不住拷打，最后屈打成招，按罪論死。
石璞到任后，覺得這個案件有蹊蹺處，就“禱于神”，結果在夢中果真夢見神示以“麥”字。石璞恍然大悟，再也睡不著覺了，心想：“麥者，兩人夾一人也。” “麥”字的繁體字寫作“麥”，中間為兩個“人”字。于是他不動聲色，等到第二天天亮，照例“械囚去行刑”，把已經定為死罪的那位女婿拉去殺頭。而自己卻神色淡定地注意觀察四周的跡象。
果然，“未出，一童子窺門屏間。捕入，則道士徒也”。還未出監獄大門時，只見一個童子在另一處的門屏間偷偷觀看。石璞覺得可疑，立即派人去把那小童子抓來。一看便知，原來是當地一位道士的小徒弟。
石璞厲聲叱道：“爾師令爾偵事乎？”是不是你師傅讓你來探聽虛實的？
“童子首實。果二道士匿婦槁麥中”。那小徒弟嚇得半死，連忙磕頭承認。原來是兩位道士將回娘家省親的新娘子強奸后致死，并藏匿在了已經枯槁的麥田中。
石璞下令，立即拘捕兩位道士。經過審問，兩位道士對包犯罪行供認不諱，被依法論斬。這樁奇案終于告破。
石璞在江西任按察使數年，當地是“風紀整肅”，雖是“婦豎”，無論男女老幼，人們都親切地稱他為“石大人”。
石璞辦案，在夢中得到神助，實質上也是自己通過苦思冥想而獲得的靈感，也是與調查研究分不開。而在歷史的長河中，更多斷訟析獄人員是不信鬼神的。
《宋史》卷三百二《范師道列傳》記載，范師道進士及第后，被任為江西撫州判官，后又任安徽省廣德縣知縣。廣德縣里有個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影響。范師道到任后，“禁絕之”，堅決杜絕這種現象，并下令拆除了張王廟。
《明史》卷一百六十一《張昺列傳》記載，張昺是明成化八年（1472年）進士，授江西省鉛山縣知縣。他為人“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失女。雙方互訟于官，不能決。這個案件是新娘子出嫁時，到了新家的家門口時，人卻不見了。于是，翁婿之間又打起了官司。
張昺行至邑界，進行視察，發見有一棵大樹特別大，已經妨礙莊稼生長了，欲砍伐之。但老百姓卻反對，稱說有神巢其巔，即大樹巔上有神在居住，是神的巢窩。
張昺偏不信神，“率眾往伐”。
但見有衣冠三人拜于道左，希望官府不要砍伐那棵大樹。張昺厲聲叱之，那三人忽然不見了。
誰知大樹被砍伐樹時，有鮮血從樹間流出。張昺見狀，“怒手斧之，卒仆其樹”，憤怒之下，掄起大斧頭，終于將大樹砍倒了。
只見從樹巔巢中傳來哇哇的叫聲，隨之“墮二婦人”，有兩個女人從大樹巔的巢中跌下。經審問，她們都說是被“狂風吹至樓上”的。其中一人，“即前所嫁女也”。
原來，當地有一個會巫術的人“能隱形”，專干“淫人婦女”勾當。張昺將那巫抓來，痛杖之，但那巫“無所苦”，并不感到疼痛，一不留神，那巫竟挾持兩位女子消失逃跑了。張昺怒不可遏，“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在將巫師捉拿歸案后，在其背部加蓋上官印，用以鎮邪，破了巫師的法術；再用牛皮鞭進行拷打，終于將那個巫師給打死了，為民除了害。張昺下令，“盡毀諸淫祠”。
當地有一位寡婦只有一個兒子，但卻“為虎所噬”，就到張昺這里來訴冤。張昺對那位寡婦說，你給我五天時間吧，我來幫你破案。
于是，他齋戒沐浴，準備去祭祀城隍神。說也奇怪，到了五天期限，只見有“二虎伏庭下”。
張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
只見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被張昺射殺之，并將那只老虎送給了那位“節婦”。張昺降虎，一縣稱“神”。
鉛山縣風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張昺欲變其陋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重新嫁人。
張昺特意讓人“署二木”，即制作兩塊木牌，一塊上面寫“羞”字，愿意改嫁的人就跪在這塊木牌前；一塊上面寫“節”字，不愿意改嫁的人就跪在這塊木牌前。
有一鄉民名叫傅四，其妻名“祝”，誓死守，不肯改嫁。但舅姑即公公婆婆“紿令”即誆騙她跪在了“羞”木牌下，說明她是要求改嫁的。張昺就“判從之”，宣判這個姓祝的寡婦是愿意改嫁的。現在想來，這位寡婦是吃了不識字的虧啊。
寡婦見官府判她去改嫁，如五雷轟頂，因為完全違背了她的意愿。在萬分痛苦之下，她竟“投后園池中死”。
正因為公公婆婆的誤導、張昺的誤判，致使這位執意守節的寡婦竟命喪九泉，從而構成了冤案。冤情戾氣太重，最后竟出現了“邑大旱”，境內長期不雨、旱情十分嚴重的現象。
這天，張昺“夢婦人泣拜”。夢醒后，還能記得其“里居姓氏”。于是就“往詰其狀”，準備開棺驗尸，核實真假。“及啟土，貌如生”。當人們把土中的棺材打開時，那自盡而亡的寡婦，面色仍如生前一樣。
張昺“哭之慟”，邊哭邊說：“殺婦者，吾也。”特以官家名義，為文以祭，對那位寡婦進行改葬。說來也奇怪，在為那位冤死的寡婦改判改葬后，“天遂大雨”，旱情終于得到緩解。
又據《明史》卷一百六十《張瑄列傳》記載，張瑄是明正統七年（1442年）進士，后被授刑部主事。歷任郞中，為政“有能聲”；景泰年間（1450-1456年），賜敕浙江省安吉縣知府。
安吉當地習俗尚巫，迎神無休日。這天，張瑄在途中遇到了迎神隊伍，當即下令，“投神水中”，他要徹底剎住信神弄鬼巫風習氣。
但是在做了這件事后，“俄遘危疾”，張瑄竟然很快就生大病，并且到了生命垂危程度。
當地“父老皆言神為祟，請復之”。老百姓們都說是張知府得罪了神，是神在作祟，要報復知府大人了，希望把敬神巫俗再恢復起來。
張瑄雖然病重，但聽到有人說出這種話后，大怒，堅決不允許，他寧可丟掉生家性命，也決不允許當地巫風再度復活。
說也奇怪，不幾日，張瑄竟“疾亦愈”，身體也痊愈了。人體的陽剛正氣終于戰勝了鬼神邪氣。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七《熊枚列傳》記載，熊枚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史稱他“斷獄平”，在斷訟析獄工作中能夠堅持公平公正。有幾件事能夠說明這一點：
左翼護軍給餉時，誤用“白片”即沒有加蓋公章就把事情辦了，后因懼怕責任，又私自補加印章，這是違背辦事程度的，其負責人當以“盜印”來治罪；熊枚卻認為：他們“知誤更正，與盜用異”，就將其改成緩期執行。
宜城縣吏毆斃“社長”即領導，在賄賂衙役后，竟改判為社長是因病致死，準備緩期執行；熊枚卻認為：雙方斗毆的情況是輕的，但“舞文情重”即竄改案情卷宗的情節卻是嚴重的，于是“改實”，對那位致領導死命的縣吏予以重判。
在任河南汝寧縣知府時，汝陽有殺人而被關進監獄者，案情已經得到證實，但被判刑的人仍然控訴不止，難以結案。熊枚到任后，決定重新訊鞫（jū），親自重新審案。在這過程中，他熟視旁邊的一位衙吏，觀察其神色，突然大聲對那位衙吏說：“此汝所教也！”即目前這個犯人之所以拒不認罪，都是由你教唆指使的。那衙吏一聽，臉色驟變，開始還不承認，在用刑拷打后招供承認，他是準備將殺人案嫁禍于縣域中某富裕人家，想趁機敲詐勒索一筆。案件終于告結。人們對熊枚辦案能力贊不絕口，“咸以為神”。
乾隆五十八年，熊枚遷任江蘇按察使。吳江太湖之濱有淫祠三郎神習俗，奸民利用祭祀機會，結黨營私，擾民害民，民眾上訪不斷。熊枚到任后，暗中調查了解，獲知真情。當時正值“賽祠”，進行祭祀活動比賽，許多舟船集中在鶯脰湖中。熊枚暗中布置警力，一次抓捕38人；同時收繳贓物，將9位“劇盜”抓捕歸案。熊枚下令，“毀三郎像火之”，從此“盜遂息”。熊枚可以稱得上是封建官吏中又一位不信鬼神的官吏了。
事實上，那些斷訟析獄、辦案能力強的官吏們，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堅持調查研究，善于捕捉蛛絲馬跡，綜合分析判斷。他們一方面不信神，不怕邪，一方面堅持謹慎辦案，堅持從事實出發，所以他們斷訟析獄，往往給人以一種“神”來感覺。
古代還有個“殺馬驗粟”案件也告訴我們，在解決疑難案件時，要具備判別是非能力，殺伐要果斷。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晉書高祖紀》記載，在后唐明宗李嗣源當皇帝時，石敬瑭已官至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蕃漢馬步軍總管，后又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到了后唐閔帝李從厚時，又加中書令。石敬瑭為人，性格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宴樂。每當公事辦完回到休息地時，必召幕客前來，議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對那些難以處理犯的事件，大多要親自負責解決。
這天，有一位店婦訴訟部隊軍士，稱“曝粟于門，為馬所食”，即自己曬在門前的粟糧被軍馬吃了，要求軍士賠償。但這位負責軍馬的戰士“懇訴”自己的馬沒有吃店家的糧食，“地以自明”，土地老爺可以明鑒作證。雙方爭執不下，最后竟告狀告到了石敬瑭那里。
石敬瑭對負責辦案的鞫吏說：“兩訟未分，何以為斷，可殺馬刳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結果是“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從此以后，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
石敬瑭后來在契丹人援助下，推翻了后唐政權，建立了后晉政權。正因為他請契丹軍隊來推翻前朝，所以被孫中山痛斥為是與明朝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而致明朝滅亡一樣的罪人，當口誅筆伐之。
在清代官吏中，有位名叫黎士弘的人，其斷訟析獄的能力也是很出奇的。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五《黎士弘列傳》載，黎士弘是順治十一年（1654年）舉順天鄉試后，授江西廣信府推官。在任時，他鋤強糾貪，奸宄斂戢，理讞（yàn）牘，為數百人平反昭雪，消除罪名。當時民間流傳：“遇黎則生”。在任永新縣知縣時，他堅持“政清獄簡，與民休息”，受到百姓愛戴。
當時有一樁甲訴乙悔婚案件，很是耐人尋味。
當地鄉俗：男女雙方訂婚后，婚書各裝為卷，上書男女生辰八字。一般而言，鄰居們都是舊人，對男女雙方生辰八字十分熟悉，誰知女方的鄰居竟冒充甲方，偽造一個假婚卷來作證據，要與女方成親。
黎士弘先問媒證即證婚人：“乙得甲聘禮若干？行聘時有何客？”因問得出其不意，致使那位媒人只得“妄舉以對”，亂說一通。黎士弘再問告狀的甲方，但“所對各異”。媒人與甲方回答問題完全不一致。這時，黎士弘又“擘視卷軸”，打開畫軸后，發現“竹色猶青”，用竹子做的卷軸的還是新的，根本不像有三年時間的舊竹子。黎士弘心中有數了，就詰問告狀的甲方，說：“若訂婚三載，卷軸竹色猶新，此非臨訟偽造者乎？”在證據面前，甲乃服罪，承認自己是偽造婚書，是騙婚行為。
縣里有一個小吏名叫左梅伯，他有個叔叔“富而無子”，左梅伯竟糾賊劫殺之。事發后，官府將兇手賊人捕獲，但主謀梅伯卻逃跑了，逍遙法外。
黎士弘抵任后，叔妻即梅伯的嬸娘哭訴上告到府衙，并告訴黎士宏：逃犯梅伯正藏匿在當地一個勢宦人家。
黎士宏故意緩詞相對，說：“此舊事，前官不了，余安能按之？”意思是說，這是前任官員的事，前任解決不了，他也解決不了。
數月過去了，梅伯竟然回到家中，不再躲藏了。叔妻發現后，再次上訴到縣衙，但黎士弘仍然“置不問”。梅伯見無人來抓他，現任縣太爺又不管這件事，就愈發膽大，干脆將叔妻直接趕走，要將叔叔的全部遺產歸到自己名下來。
叔妻又號于庭，這一次可真的發急了，她對著黎士弘大聲喊說到：“公號廉明，今寬殺人者罪，且占寡婦田，何得為廉明！”
黎士弘假裝生氣憤怒，批其牘曰：“止問田土，不問人命”。意思是說，本官只負責辦理田地糾紛，不處理人命案件。
殊不知，這是黎士弘故意放風，他要誘捕逃犯梅伯上鉤。
梅伯得到風聲后，“益自得”，更加得意，以為新來的知縣大人不再追究他買兇殺人一事了，竟斗膽地“赴縣訴理”，到縣衙要求辦理叔叔財產田地過戶給他的法律手續。
黎士弘見梅伯果然上鉤了，笑著對梅伯說：“候汝三載矣！”本官在此恭候你已經三年了！立即讓人將梅伯拘捕起來，在案牘上又寫下八個字：“止問人命，不問田土。”逃犯梅伯終于落網伏法，殺人償命；其叔妻的田產得到法律保護。
歷史的車輪滾到了1912年1月，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孫中山先生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提出了“五權憲法”建國綱領。所謂“五權”，包括建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實行五權分立，由大總統全權領導。“五權”中的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建立，使中國傳統的、依靠州縣府尹、知縣為斷訟析獄主要力量的工作方式，進入到了新的、更加科學的發展階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本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建立了人民公安、司法、監察、法院、檢察院等部門，這些部門協力合作，更使我國傳統斷訟析獄水平邁上了嶄新臺階。經過73年的發展，依法治國，依法依規立案，依靠科學辦案，已經成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人們再也不需要依靠“神”的力量來獲得心理的安慰與啟示了。
束有春
2022年10月1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