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伯”字讓風波再起
明正德六年進士、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是饒州府安仁縣（今江西余江縣)人，他一直關注嘉靖皇帝與朝中大臣的“大禮”之爭，他也要為新皇帝說話、獻計獻策了。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桂萼列傳》載，桂萼于嘉靖二年十一月上疏皇上，要求將原先的“孝宗皇考”改稱為“孝宗伯皇考”。增添一個“伯”字，意義大不相同，區別十分明了，嘉靖皇帝喜出望外，史書上用“心動”二字來表達他當時興奮而又緊張的心情。嘉靖皇帝立即把桂萼的上疏“下廷臣議決”，沉寂了兩年多的“大禮”之爭，風波再起，第二回合的后期較量開始了。
桂萼指出：“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于與為人后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桂萼指出了朝廷禮臣們現在的做法已經帶來了三方面錯誤，可謂切中要害，抓住了問題關鍵。
同時，桂萼又設身處地為皇上著想：“切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年輕的嘉靖皇帝因為被禮臣們給綁架到認孝宗皇帝為“考”的位置上，這三年來，對自己的亡父興獻帝不能以一個堂堂正正的兒子身份去祭祀，皇帝心里一定是憋屈、委屈得很。所以，桂萼希望嘉靖皇帝快速下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自己的父親）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圣母，庶協事天地之道。”趕快詔告天下，你嘉靖皇帝是“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這樣一來，皇上入主朝廷不是為了作為“人后”、而是為了繼承皇統就十分明晰了。嘉靖皇帝“大喜”，于嘉靖三年正月“手批議行”。
到了嘉靖三年的三月，桂萼又再次上疏，指出：“自古帝王相傳，統為重，嗣為輕。”“陛下之孝其親，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何益于孝。陛下遂終其身為無父人矣。”帝益大喜。無論如何，皇上一定要奪回屬于自己的真正父親，而決不做沒有父親的皇帝。
召命下，“眾益駭愕，群起排擊”，但已經有了幾年皇帝閱歷的嘉靖皇帝“不為動”，再也不聽禮臣們忽悠了。
正在雙方較勁的關鍵時刻，張璁又再次上疏皇上，贊同桂萼的觀點。指出：“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為人后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圣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思何由得報？’”可見嘉靖皇帝為不能把自己的父親當父親來認來祭祀，心里是莫大的痛苦。
張璁引用《禮記》中“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指出：“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不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增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對于每一個人而言，父親只有一個，比皇帝名號重加重要。
此時的張、桂二人仍在“留都”南京任職，接到他們的上疏后，“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任命為翰林學士。
二人在赴京途中，閣臣們認為，已經將皇帝的父親改稱“本生皇考”了，希望皇上就不要讓張、桂二位進京了。但此時二人已經在半道上，他們不懼怕閣臣們的恐嚇阻撓，又在途中快速上疏嘉靖皇帝：“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后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
嘉靖皇帝更加“心動”，再次下旨，召張、桂二人速速進京。
這時也開始出現一些仗義執言、主持公道、主動為年輕的嘉靖皇帝分憂者，他們絕不是為了拍嘉靖皇帝的馬屁，而是依《禮》據理，同朝廷中的禮臣們進行理論上的辯駁，形勢對嘉靖皇帝愈來愈有利了。當時為嘉靖皇帝出謀劃策、從學術理論上提供依據的還有：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等人。
據《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方獻夫列傳》，方獻夫在上疏中引用《禮經?喪服傳》內容指出，族中只有“支子”可以過繼給別人作為“人后”，現在興獻帝只是生了嘉靖皇帝一個兒子，別無支庶，如果讓嘉靖皇帝去做了孝宗皇帝的兒子，使興獻帝絕后，這不符合人情。并且，如果是“為人后”，作為父親的一定要在生前就立這個人為自己的兒子，這個“為人后”的兒子也曾侍奉過這個父親，這樣，在這個父親去世后，這個兒子理應為他穿孝服守孝。現在的情況是，孝宗皇帝有自己的親生兒子武宗皇帝朱厚照，生前也沒有把嘉靖皇帝朱厚熜作為他的兒子來對待，嘉靖皇帝更沒有為孝宗皇帝守喪三年。嘉靖皇帝從來沒有當過孝宗皇帝的兒子，現在逼他強行稱呼孝宗皇帝為“考”，這也是名實不符的！朝廷中那些禮官的做法，完全違背了《禮經》教義。
針對禮官用宋仁宗與宋英宗的關系來類比明孝宗與嘉靖皇帝的關系，方獻夫指出：宋仁宗曾經養育宋英宗于宮中，已經是事實上的父子關系；而明孝宗從來沒有在宮中養育過嘉靖皇帝，這是第一點不同。第二點不同是：明孝宗有明武宗為兒子，宋仁宗沒有兒子。當年宋朝的濮王還有其他兒子，所以將自己的一個兒子“過繼”給宋仁宗，沒有造成自己絕后無子，嘉靖皇帝的父親興獻帝只有嘉靖皇帝一個兒子，別無他子，這是第三點不同。由此得出結論：禮官用宋代濮王之事來比喻今日興獻帝一事，是混淆史實，他們之間不存在邏輯上的類比性。
方獻夫接著指出：明孝宗有明武宗繼承皇位，明武宗有嘉靖皇帝繼承皇位，“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后也”。嘉靖皇帝接武宗的皇位，明朝的皇統已經得到了傳承，江山社稷仍然是朱姓在坐莊。方獻夫反詰那些禮官們：明武宗君臨天下十六年，如果是不忍心孝宗“無后”，現在不讓嘉靖皇帝接武宗的皇位，難道就忍心讓武宗“無后”嗎？這是“不通之說也”。如果按照禮官的做法，就會變成“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這是“一舉而三失”，完全行不通。
方獻夫認為，古往以來，還沒有見過“無父之國”，當年瞽瞍殺人，舜帝“竊負而逃”，可見父親在古圣賢眼中多么重要。如果讓嘉靖皇帝“舍其父而有天下”，他的良心肯定是過不去的。所以他提醒嘉靖皇帝，“當繼統而不繼嗣”，“繼統”是“天下之公，三王之道”；“繼嗣”是“一人之私，后世之事”。方獻夫希望嘉靖皇帝對之前的稱謂進行修正，“復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
方獻夫的奏折寫好后，發現廷臣們正在一個勁地排斥異議，朝廷已經形成截然對立的嚴峻局面，“懼不敢上”，后來被桂萼知道后，將他的奏折與席書的奏折一道呈給了嘉靖皇帝。“帝大喜，立下廷議”。
那些廷臣們知道后，把方獻夫視為奸邪，不與他來往，“獻夫乃杜門乞假”，嚇得不敢公開露面。方獻夫的出現說明，當時在京的廷臣們意見也并不是一邊倒。好在嘉靖皇帝已經把張璁、桂萼召到北京，任命為翰林學士了，現在又把方獻夫由吏部員外郎一職調升為侍講學士，靠自己身邊更近一點。
席書向嘉靖皇帝“獻議”，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祭廟于皇宮大內，歲時祭祀太廟后，再對興獻帝以天子之禮舉行祭祀，“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將太廟與父皇興獻帝廟分設分祭，不失為兩全之計。
按照明朝《祖訓》，“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嗣位者實質是為了“繼統”，而不是為了“繼嗣”。席書進一步幫嘉靖皇帝理順人物關系：“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稱圣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對于父親興獻皇帝，嘉靖皇帝可以采取“奉神主”而別立“禰室”的辦法，這樣可以做到“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
嘉靖皇帝看了席書的上疏后，“大喜，趣召入對”。席書后來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
黃宗明在上疏中，直接替嘉靖皇帝擬好了詔文：“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侄，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后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圣太后為圣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圣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于天下。”黃宗明希望嘉靖皇帝在詔書中，說明以前用“本生”二字是不準確、不妥當的。黃宗明還為嘉靖皇帝鼓勁，讓皇帝樹立信心，認為，如果皇帝將他擬定的詔書發布全國，“在朝百工”一定是“感泣而奉詔”，“天下百姓”一定是“感泣而奉詔”，朝野一致為皇帝點贊。
嘉靖皇帝在看了黃宗明的上疏后，又“大悅，卒如其言”。不久，黃宗明出任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
黃綰于嘉靖三年二月上疏指出：“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于三綱淪，九法斁哉！”黃綰將“禮臣”們的所作所為帶來的危害性講得更加透徹，禮臣們的所作所為，不僅會造成“三綱”淪喪，還會造成“九法”解除。
嘉靖皇帝在接到上疏后，又“大喜，下之所司”，讓有關部門繼續討論研究。黃綰后來升遷為南京刑部員外郎、擢光祿少卿。
“大禮”爭議風波再度掀起，此時，有一個人坐不住、呆不下去了，他就是楊廷和。楊廷和也意識到，張、桂等人說得有道理，所以，于當年二月就“致仕”，要求退休回家，嘉靖皇帝當然允準。
嘉靖三年四月，嘉靖皇帝下詔，將自己的母親“興國太后”尊號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追尊自己的父親“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朝廷反對聲不斷，其中編修鄒守益堅決反對嘉靖皇帝的父親興獻帝“稱考立廟”，修撰呂柟又言“大禮未正”，結果都被關進錦衣衛大獄。于此同時，嘉靖皇帝派人去安陸“迎獻皇帝神主”即牌位到北京，在“禰廟”中供奉。
到了秋七月乙亥，嘉靖皇帝正式“更定”父母親尊號，徹底去掉“本生”二字。至此，經過第二回合下半場的理論再探討、再深入，年輕的嘉靖皇帝在張、桂、方、席、黃等大臣的鼎力襄助下，思路更加明晰，論據更加充分有力，終于在自己身份的回歸及父母親名號定性方面取得了撥亂反正的明顯效果，取得了第二回合的完全勝利。但是，那些廷臣們會就此善罷甘休嗎？
群臣“伏闕固爭”遭杖殺謫戍
嘉靖三年秋七月戊寅，以禮臣為代表的那些廷臣們實在忍不住了，他們不顧皇帝顏面，也不顧生家性命，集體“伏闕固爭”，君臣之間的矛盾終于公開激化。
據《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列傳》，自從“大禮”議起以來，皇帝已經尊本生父母為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當時在吏部任侍郎一職的何孟春向皇帝“發十三難”以辯折，可謂是對嘉靖皇帝口誅筆伐了。此時，連“本生”二字也不用了，并且稱孝宗皇帝為“伯考”，朝廷中的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是各具疏爭論，對皇帝的圣旨“并留中不下”，不向下傳達，“群情益洶洶”，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這天，朝會剛散，何孟春就向大臣們倡言道：“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意思是說，我們可以依照以往做法，集體對皇上進行哭諫。
修撰楊慎又說：“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
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沖等竟動手遮留群臣于金水橋南，對大家說：“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
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人復相號召，大家激動得“嗷嗷”叫，要向嘉靖皇帝及其支持者亮底牌，誓死也不同意皇帝那樣做。現場氣氛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只見眾大臣一個接著一個，“俱跪伏左順門”，金水橋南，頓時黑壓壓一大片。這些大臣們平素都在朝中共事，是地地道道的“廷臣”，是皇帝身邊的人，但為了“大禮”一事，好像統一了口徑，一心要與新皇帝過不去；今天又象著了魔似的，都豁出去了，做起了出格事。
在這些伏闕跪拜的人群中，九卿中有尚書、侍郎、都御史、寺卿、通政、少卿、府丞、通政參議、寺臣等職位官員23人，翰林中有掌詹事府侍郎、學士、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職位官員22人，給事中有21人，御史中有30人，諸司郎官中有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12人，戶部郎中、員外郎、司務、檢校36人，禮部則有郎中、員外郎、主事12人，兵部則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20人，刑部則有郎中、員外郎、主事27人，工部則有郎中、員外郎、主事15人，大理寺則有寺正、寺副、評事11人，總計229人。
嘉靖皇帝聞說有這么多大臣跪在那里，立即命令“司禮中官”去做大家思想工作，勸諭撤退，不要聚眾鬧事。但眾大臣都鐵了心了，回答說：“必得俞旨乃敢退。”意思是說，皇帝不重新下旨改正錯誤做法，他們就堅決不撤退。
自辰時到午時，那些大臣們已經跪四五個小時下來了，人群中有許多人放聲大哭起來。嘉靖皇帝幾番派人“再傳諭”，這幫大臣們就是跪伏不起。
面對這種局面，嘉靖皇帝“大怒”，再也不能容忍了，下令動用錦衣衛力量，先將為首鬧事的抓走了8個，關進了錦衣衛大牢，來個殺雞儆猴，同時強行將這幫跪著的大臣們趕散。
誰知正在這時，翰林院檢討楊慎、王元正二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廷”。頓時，200多位大臣哭聲一片，好像受到了莫大委屈。
此時的嘉靖皇帝已經不是剛進宮時的少年郎了，而是經過三年皇帝生涯歷練的18歲小伙子，并且他已經有了張熜、桂萼等人的理論作支撐，心中有了底氣和主張，還怕這幫大臣們翻天造反不成？況且，這也是關系到他在朝廷大臣中皇帝威信與尊嚴，甚至于關系到他的皇帝位置能不能坐穩的問題。既然事態已經擴大，并且性質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皇帝與朝廷聲譽，并且極易引起社會動蕩騷亂，于是下令，動用錦衣衛力量，將現場五品以上參與鬧事的官員計134人全部關進錦衣衛大牢。下午三點多，將員外郎馬理、給事中張原等押到朝堂“廷杖”，當場打死，御使胡瓊也“受杖卒”。
第二天，翰林院編修王相等18人“俱杖死”。據《明史》卷一百九十二《劉濟列傳》，這些在金水橋邊伏哭左順門的大臣被抓進錦衣衛監獄后，統統“受杖闕廷”，并且有的人還不止一次遭受皮肉之苦，“越十二日再杖”，后來有些人因傷勢太重而相繼死去。戶部郎中楊淮是無錫人，“伏闕受杖”一個多月就病死家中，他“囊無一物”，兩袖清風，“家人賣屋以斂”，結局凄慘。楊慎、王元正及學士豐熙等在遭到棍棒毒打之后，又被謫戍發配到遼東等邊外地區，有的人死于謫戍場所，再也沒有回來。
朝廷根據情節輕重，對那些活著而又沒有發配到外地的人，又分別給予“停俸四月”、“奪俸”、“受杖奪俸”、“奪俸三月”等處罰，有的兩次受杖后，被“斥為民”、“除名”罷官。
在給伏闕固爭的大臣們嚴懲杖殺后，嘉靖皇帝向全國發布通令，指出：“朕嗣承大統，祇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何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對廷臣跪伏左順門事件進行了徹底否定，告白天下。
到了嘉靖三年九月丙寅，嘉靖皇帝再次下詔，稱明孝宗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為“皇伯母”，自己的父親、獻皇帝為“皇考”，自己的母親、章圣皇太后為“圣母”。丙子，正式詔告天下。嘉靖皇帝在少數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取得了第三回合的完全勝利。
嘉靖三年冬，經過三個回合的較量，一場達三年多的“大禮”之爭終于塵埃落定，以年輕的嘉靖皇帝完勝而收場。
對張璁、李萼等人，“舉朝士大夫咸切齒”，對他們是恨之入骨；對嘉靖皇帝“廷杖”眾臣，當時也曾有人站出來反對。但正處于火頭上的嘉靖皇帝，一方面重用張璁等人，一方面對那些非議者也同樣給予懲罰。
在朝廷發生伏闕爭“大禮”、大臣皆得罪時，御史郭楠正在云南巡撫，聽說后，馳疏嘉靖皇帝說：“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群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圣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恤死者之家，庶以收人心，全君臣之義。”嘉靖皇帝接到郭楠的上疏后，“大怒”；等到他回到北京，“復廷杖之，削其籍”，把郭楠也痛打一頓，并罷了他的官。
吏部右侍郎胡世寧在家服喪，聞說廷臣伏闕爭“大禮”，有被杖死者，就馳疏嘉靖皇帝，認為“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這種事情傳之天下，書之史冊，人們會說皇帝在金鑾殿用鞭杖撲打刑辱士夫，這不是光大圣德的做法。
但此時的嘉靖皇帝是脾氣大、肝火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經過三、四年的立案、審案、結案，到嘉靖七年夏四月，嘉靖皇帝才完成“定議禮諸臣罪，追削楊廷和等籍”的事件后續處理。大學士楊廷和雖然致仕退休了，也被拉回來清算，剝奪了他的官職，取消了他的一切政治經濟待遇。
嘉靖四年夏五月，嘉靖皇帝在掃除了絆腳石后，在京城另作世廟來祭祀父皇；秋七月，追尊孝惠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為“恭睿淵仁寬穆純圣獻皇帝”，尊章圣皇太后為“章圣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到了嘉靖十五年冬十月，又“更定世廟為獻皇帝廟”。到了嘉靖十七年九月，又“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朱棣原稱“明太宗”，后來被嘉靖皇帝改為“明成祖”。至此，嘉靖皇帝徹底完成了他由原來的皇室“小宗”而成為“大宗”的華麗蝶變。
讀者也許納悶，那些伏闕固爭的廷臣們即便遭受“廷杖”，為什么就那么容易受重傷直至被打死呢？這與明武宗時期的大宦官劉瑾當年所作所為有關。
當時一些受過廷杖的正直大臣不懼生命危險，抱病對嘉靖皇帝給士大夫用刑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據《明史》卷一百九十四《林俊列傳》記載，刑部尚書、太子太保林俊曾數爭“大禮”，與楊廷和的意見一致。嘉靖四年秋，林俊被廷杖后在家養傷，抱病向嘉靖皇帝上疏言事，指出：“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于士大夫也。成化時，臣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氊疊裹，然且沉臥，久乃得痊。正德朝，逆（劉）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劫盜下詔獄，始命打問，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概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臣斥逐殆盡，朝署為空。乞圣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尉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置左右。”
林俊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老臣，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如果廷杖大臣，允許用棉衣皮毯等裹住、墊住身體，不是要把有問題的大臣皮膚打爛或致死，可是在明武宗正德年間，劉瑾竊權時規定，把受罰大臣的衣服要全脫掉，所以遭廷杖的大臣被當場打死或受重傷的情況多了起來。再者，以前大臣犯錯，都被抓進“詔獄”，即皇帝直接掌管、專門用來關押九卿、郡守一級有罪官員的地方，而此番卻把伏闕固爭的大臣全部關進錦衣衛大牢，上刑的力度大大增加，所以死傷人數那么多，致使“朝署為空”，朝廷機關一下子沒有人來上班，中央政府機關幾乎面臨無人上班、政事“停擺”狀態。
由于受“禮臣”們死搬教條的束縛，年輕的嘉靖皇帝從一開始踏進京城大門起，就受到名分上的不公正對待，心中長期遭受壓抑。在這場“大禮”之爭的最后階段，又出現那么多廷臣不辯是非，伏闕固爭，集中鬧事。經再三勸喻，那些鬧事的大臣仍然不收手，還又哭又鬧，太有失體統了，嘉靖皇帝不得不采取鐵腕手法，使出皇帝龍威，動用國家機器力量，以維護朝綱穩定、江山社稷永固。但是，對如此眾多的大臣施行廷杖，并且是朝死里打，也似乎“生猛”了點吧？
2020年9月24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