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走進一個時代，見證一批名家，感悟一代風華。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10周年，文藝成為這一重大時間坐標上的激昂“交響”。即日起，本報推出“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致敬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融媒體新聞行動專欄，聚焦1935年至1948年延安時期的江蘇籍文藝人，從百年黨史、新中國史、新華日報史的交融結合中，追尋他們的紅色足跡，豐富該群體的相關研究，以“名作流芳”“跋涉先行”“崢嶸印記”“一代風華”為坐標維度，文字通訊、短視頻、H5、長圖等組合互動，報網端微深融傳播，生動呈現“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的感人故事和特殊貢獻，彰顯江蘇革命前輩的情懷與風貌，從嶄新角度充實豐富“紅色江蘇”的內涵與外延，開啟“紅色江蘇”研究的新華章，激發我們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總策劃：管云林 執行策劃：侯力明 張東海
“延安十三年”，他們譜寫中華文藝恢弘史詩
本報專訪《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作者陳軍教授
“兄妹開荒河水頌，眾芳求索向陽謠。江蘇自古多風雅，且看延安又一潮。”捧起厚重的《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南京圖書館館長、教授陳軍深情而虔誠地朗誦著。去年春天，玄武湖畔，陳軍專門寫下這首小詩，以表達心中對“延安十三年”時期江蘇文藝人的崇高敬意。
登上天安門城樓，以鏡頭定格開國大典莊嚴瞬間，著名新聞電影家、攝影家程默是鎮江丹徒人；三度導演中國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的舒強，來自古都南京；有著“第二國歌”美譽的《歌唱祖國》，凝聚著無錫蕩口鎮音樂家王莘的心血……寶塔山下，延水河畔，一批又一批江蘇文藝人滿懷理想與熱忱，向中華大地廣撒文藝之種，創造傳世佳作，譜寫傳奇歷史。
以史為鑒、察往知來。聚焦延安時期江蘇文藝人，再現永恒文藝經典、豐富“紅色江蘇”內涵、彰顯江蘇文化自信。近日，江南時報記者專訪陳軍，重溫江蘇文藝人在延安追尋理想、揮灑青春的時代記憶。
陳軍接受江南時報記者專訪
從“向往者”到“革命者”
寶塔山下燃起文藝烽火
記者：不遠千山萬水，歷經重重考驗。在您眼中，這群熱情奔赴延安的江蘇文藝人身上有著怎樣的共性？
陳軍：延安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不畏艱難險阻，敢于且善于奪取勝利的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延安文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進行艱苦卓絕斗爭生活的真實而生動的藝術寫照。
抗戰期間，眾多滿懷報國熱情的江蘇文藝人歷經艱難險阻奔赴延安。不少人家境貧苦，少小就離家闖蕩；也有一些出身優渥的青年，為了民族大義，投身抗日烽火。要說共性，一定是他們身上所顯現的強烈愛國之志、自覺報國之心。
這些人的背后，都隱藏著一段傳奇故事，充滿了曲折、艱辛，甚至冒著可能犧牲的危險。我在研究中發現一個現象，這群江蘇文藝人的姓名大多發生了變化。比如新歌劇《白毛女》的作者南京人舒強，原名蔣樹強，被捕入獄獲釋后改名；《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作曲者淮安人吳亞貞，來到延安后改名為“寄明”，寓意“寄希望于明天”……每個改名的背后都是一首戰歌，彰顯著同一種信仰，這些藝術家在人民的需要、時代的呼喚面前義無反顧。
在延安期間，江蘇文藝人充分適應革命形勢需要，激發藝術潛能、獲取創作自由。徐州人馬可放棄化學家的夢想，走出實驗室，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魯藝音樂系，創作出《南泥灣》時才25歲；連云港籍版畫家彥涵因為延安物資匱乏，難以尋覓畫油畫、國畫的材料，短短三個月內就掌握木刻技巧，在前線開啟“一手拿槍、一手拿刻刀”、兼有戰士與畫家雙重身份的戰斗生涯；徐州人盧肅和牧虹趴在老鄉屋后的山坡上，用一周時間趕寫出《團結就是力量》……扎根火熱的生活，把握時代的脈搏，他們所創作的文藝作品，代表著延安文藝人民性審美特征的最高境界。
1945年，歌劇《白毛女》在延安演出，第一幕第四場：“死跟爹爹一塊死”。
吳印咸 攝
記者：您認為，延安十三年對于這群江蘇文藝人的創作和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陳軍：要從一個向往革命的青年成為真正的革命者，并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英雄有用武之地”，必須經過一次深刻的轉變。延安文藝座談會把延安文藝家們的思想引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在延安的江蘇文藝人深入到火熱的工農兵生活中，從人民生活和現實斗爭中汲取藝術靈感，創作出一大批思想明確、藝術精湛的經典文學藝術作品。
烽火歲月，他們是冒著硝煙遠赴延安的愛國文藝青年；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在全國各地扎根、成長，成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開拓者。王莘創作出《歌唱祖國》，成為中華兒女激昂傳唱、表達對新中國熱愛的經典歌曲；王家乙導演的電影《五朵金花》，不僅在國內大受歡迎，還先后在46個國家公映；寄明為電影《英雄小八路》創作的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被確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可以說，延安的生活和經歷培養了他們對人民的情感，鑄就了他們藝術創作中的創新精神，同時也成為他們藝術之路上不斷探索和變革的力量源泉。
延安既是紅軍長征最終的“落腳點”，也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從延安走出來的革命文藝家在新中國建設時期，也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和先倡者，引領著文藝隊伍出精品、促繁榮，為國家、為人民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在張家口導演《白毛女》時的舒強
從“民族化”到“時代化”
江蘇“群星”閃耀華夏大地
記者：延安十三年及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江蘇文藝人植根現實，佳作頻出，以文藝之風滋潤人心、鼓舞士氣，他們在創作過程中展現出怎樣的藝術特點與精神品質？
陳軍：為時代而著，為人民而歌。新中國成立后，延安十三年期間那段充滿激情的藝術生涯，成為江蘇文藝人貫穿一生的烙印。
古往今來，那些擁有家國情懷、展現時代精神的文藝作品，最能打動人、感召人、激勵人。比如，“中國攝影之父”吳印咸，毅然離開家鄉宿遷沭陽，輾轉奔赴延安，拍攝了中國電影史上記錄毛澤東同志的第一個鏡頭；南通詩人、作家卞之琳在延安真正體驗了時代的脈動、抗戰的力量，完成長篇報告《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常州武進籍戲劇家、作家袁靜，根據陜甘寧邊區真實發生的婚姻糾紛案，創作出秦腔《劉巧兒告狀》，“劉巧兒”成為男女青年心中的偶像……這群江蘇文藝人扎根群眾、深入一線，以“接地氣”“冒熱氣”的作品反映現實、鼓舞人心，飽含著濃厚的愛國信仰與人民情懷，激勵人民同心同德、不斷奮斗，鑄就人民心中的不朽文藝豐碑。
我們常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為民族文藝茁壯成長培育了沃土。彥涵在魯藝美術系學習傳統木刻技藝，以樸素又細膩的經典中國版畫展現時代元素，他創作的經典木刻連環畫《狼牙山五壯士》，以刀鑿金石般的筆力融入中國畫意境，被美國《生活》雜志刊載，標題為“木刻幫助中國戰爭”，今天仍是中國版畫史上熠熠生輝的瑰寶。常州音樂家孟波，“以外國的樂器演奏中國的戲曲音調”，指導促成了中國交響樂代表作——小提琴協奏曲《梁祝》，被世界人民譽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這恰恰體現出，優秀的文藝作品總是深耕本土文化，閃耀著民族“基因”。
彥涵《勝利渡長江》原稿（1953）
記者：這群江蘇文藝人在延安時期的創作實踐，對此后新中國文藝事業繁榮發展有著哪些深遠影響？
陳軍：寶塔山下，群星璀璨；延水河畔，文藝薈萃。延安十三年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對于全面執政的一次重要試驗和探索，也是中國文藝事業發展的重要時期。
魯藝，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的第一所培養抗日文藝工作者和革命文藝人才的高等學府，也是新中國文學藝術事業的搖籃和基地之一。據統計，從1938年至1945年11月，魯藝共畢業學員685人，其中文學系197人，戲劇系179人，音樂系162人，美術系147人。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新中國成立后，魯藝人帶著在延安形成的文藝思想和理念，積極投身各項文藝建設事業，其中不乏江蘇文藝人：曾在魯藝藝術系教授表演和化裝的舒強，后來參與籌辦中央戲劇學院，并任系主任、教授；無錫版畫家鄒雅是魯藝美術系第二期學員，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美術出版社籌建人之一……這些江蘇文藝人逐漸成長為各條文化戰線上的奠基者、主力軍、領導人，成為新中國文化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資源與保障，他們為新中國的文化事業繁榮所作的貢獻和在延安時期為中國革命所作的貢獻都影響深遠，載入史冊。
王莘（左二）在抗美援朝戰場防空洞內教志愿軍戰士演奏樂器
從“寶塔山”到“江南鄉”
接續使命吹響時代號角
記者：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今年正值新中國成立75周年，回溯這一群江蘇文藝人的創作歷程，有著怎樣的現實價值？
陳軍：以人民為中心，是歷史的回響，更是時代的命題。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10周年。在今天，延安文藝對于“文藝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闡釋與踐行，依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依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堅定文化自信，離不開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承弘揚、創新發展。而我在研究中發現，延安十三年時期的江蘇文藝人的作品傳播度之高和他們的名字知曉度之低，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作為新時代的文化工作者，我們有責任把這一群人的名字和作品以及他們曾經在延安十三年時期及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成就，做一個全景式的勾勒，向今天的江蘇大地、江蘇人民做一個報告。
當前研究江蘇紅色文化，通常還是就江蘇言江蘇，多聚焦發生在江蘇大地上的人和事。實際上，奔赴延安的江蘇文藝人群體，是“紅色江蘇”中繞不開的命題，希望通過“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致敬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融媒體新聞行動，補上“紅色江蘇”和“江蘇文脈”中這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紅色江蘇”的外延應該把從江蘇走向全國的人和事也包括在內。這群江蘇文藝人不僅僅屬于江蘇，屬于中華民族，更是代表全人類的寶貴精神文化符號。
吳中逸 繪
記者：當下，江蘇肩負“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上探索新經驗”的光榮使命，在宏闊的歷史敘事中重新解碼這群江蘇文藝人的初心、堅守與奉獻精神，對我們不負使命、砥礪前行有著怎樣的重要意義？
陳軍：“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延安十三年對于這群江蘇文藝人成長發展的影響，再次印證一個鐵一般的真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語境的形塑，一個人的人生道路會受到其所置身的那個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
當時，革命現實需要文藝為抗日服務。有些江蘇人在去延安前并無明顯的文藝特長，甚至是零起點。面對艱苦的環境，他們沒有怨天尤人，而是昂首以對，在短短幾個月內迅速成長為合格的甚至是優秀的文藝戰士，主動挑起革命重擔，響應社會需要，努力投身文藝第二戰場。這種精神對于我們今天高質量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省、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強大的鼓舞性與引領性。
只有真正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植根社會現實生活，文藝創作才有真正的“源頭活水”。延安時期，江蘇文藝人始終堅持為民族、為大眾“鼓與呼”，所有藝術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響應著時代的號召。當歷史照回現實，為民初心歷久彌新。今天，我們從百年黨史、新中國史、新華日報史的交融中重新探尋革命先輩初心血脈與紅色基因，既能彰顯江蘇革命先輩的情懷與風貌，也能激發我們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江南時報記者 姬傳濤 錢海盈 本版照片由南京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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