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我因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學插班復讀。一起復讀的還有同學M、C、P。復讀的日子緩慢而焦慮。有一天，M提議說：我們去上海玩吧。他說他有個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已經拍過幾個片子，我們可以住他在戲劇學院的宿舍。我們都很來勁，家長也不反對，給了一點路費，幾個復讀生就興高采烈地出門遠行了。
當時從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漢客輪，分五種等級的船票。我們買的是最便宜的五等票，在最下面一層船艙，里面擠滿了人和各種雞鴨水產。舷窗密閉，煙氣、水氣與家畜的氣息混合在一起，濃郁熏人。我們幾個情緒高昂，一路說說笑笑。早上十點鐘的船，下午四點多鐘到達十六鋪碼頭，上岸后直奔上海戲劇學院。
我至今還記得公共汽車下來的那一站叫美麗園站，這個名字很難忘記。當時的我不會知道，幾十年后我會在這附近的某一棟建筑里工作。穿過華山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們來到了上海戲劇學院門口。
門衛：找誰？
我們：找王伯昭。
門衛：王伯昭不在。
我們：他去哪里了？什么時候回來？
門衛：他在外地拍《筆中情》，這幾天不回學校。
這簡直是五雷轟頂，我們完全懵了。今天大家可能會覺得在上海市中心路邊隨便找個旅館是多么容易，可是在那個年代，住旅館是要單位介紹信的，我們幾個復讀的中學生，連單位都沒有，哪來的介紹信？
沒辦法，我們只好離開原定的目的地，去碰碰我們的運氣。暮色降臨，寒風刺骨，我們穿著父母的軍大衣，拎著那個年代的長方形旅行袋，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小旅館。在一個非流動性的年代，哪怕在最繁華的大上海，旅館也是一種稀缺的奢侈品。
果然要介紹信。我們一路上想好了措辭，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我們是學生，是來找朋友玩的，可是朋友臨時有事不在，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旅館的人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別說你們沒有介紹信，就是有介紹信也住不了，因為客房都滿了。最后，他看我們實在可憐，給指點了迷津：去找澡堂子，那里可以過夜，而且可能不需要介紹信。
我現在還很驚奇，在一個沒有手機、百度和電子地圖的年代，我們是怎么在一個陌生的大城市找到一家公共浴室的。我還記得，那個浴室的名字叫大觀園。
服務臺的人提都沒有提介紹信：過夜沒有問題，6角錢一個人，晚上10點以后才能入住，早晨6點要離開。那時候已經很晚，沒等多久就到10點了，我們拖著疲憊的步伐，懷著敬畏的心情，跟著服務員進入了大觀園。
大觀園內溫暖如春，煙霧繚繞，人影綽綽。服務員把我們帶到休息廳，最后一批浴客正在離去。我們要睡的是一排排供浴客休息的躺椅，椅背是斜的，上面鋪著藍色條紋的毛巾。地面鋪著彩色的瓷磚，踩上去有點黏滑。我邊上的躺椅上還躺著一位老先生，安逸地抽著香煙，手持一只小收音機，毫無離去的跡象。服務員也不催他走，指指我的軍大衣，示意我脫下，又讓我把錢放進口袋，然后他用一把海神三叉戟那樣的叉子，嗖地一下把大衣掛到了高高的屋頂。那里有一排掛鉤，就算是浴客的儲物箱和衣帽間了。
我躺到躺椅上，感覺整個世界濕漉漉的。投宿的人不斷加入，一件件大衣不斷騰空而起，飛向屋頂。聽著外面逐漸沉寂的車聲人聲，度過了我在上海的第一個夜晚。
第二天我們很早就被趕著起來，開始在這個大城市游蕩。我那時對外語很感興趣，就直奔福州路外文書店。這是中國簽署國際版權公約之前，出售翻印原版外文書的地方。可惜身上的錢太少，只能撿起一本放下一本。那次我買了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格林的《人性的因素》，還有幾十年后在中國大紅大紫的暢銷書作家福萊特的成名作《針眼》。
這是我平生讀完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原著，花了整整一個月，連猜帶蒙，翻到最后一頁的時候，覺得自己有一種突飛猛進、脫胎換骨的感覺。今年4月，出版社安排我和福萊特進行了一場對談，我講起這本書與我的淵源，福萊特高興地說，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書可以用來學外語！
1981年的那天晚上，我們還去了外灘。那時的外灘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那種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令人震撼。當我們把頭轉向江邊，還看到了遠比那些傳奇的建筑群更為壯觀的風景：在靠江一側的防汛堤邊，在馬路對面老洋房燈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風里，密密麻麻地排滿一對對情侶，從南到北，一望無際。我們后來才知道，這就是上海傳說中的情人墻，一個缺少私密空間的年代里的約會圣地。我們幾個從小城市來的復讀中學生，平生第一次看見這陣勢，不敢走近，又舍不得離開。那些情侶們相互依偎，視世界如無物，但一律向著黃浦江，無人回頭。
我們也朝著黃浦江，背后是曾經的十里洋場，百年外灘，千盞燈火。對面十米之外是動人心魄的旖旎風光，在那后面是流過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邊，是零星的幾點光亮。
我們當時不知道，那零星的幾點光亮，就是陸家嘴，就是上海的未來。嚴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