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明朝納貢的實質是進行商品交易
（一）我們先看朝鮮暨高麗國，其進貢使者帶頭“走私”。
朝鮮使者到中國進貢時，除了貢物外，經常挾帶私貨進入中國做生意買賣；回國時，又把中國的貨物帶到高麗去，再賣給本國人民。
洪武三年，中書省曾向皇帝朱元璋匯報：“高麗貢使多齎（jī）私物入貨，宜征稅；又多攜中國物出境，禁之便。”對于高麗使者的“走私”行為，中書省認為應該禁止，如果不禁止，那也得讓高麗人納稅啊！
對于中書省的意見，皇帝朱元璋“俱不許”。朱元璋允許外國使者在中國做買賣，同時允許他們回國時，把中國的物品帶回國進行買賣。明朝的外國使者，扮演著外交官與國際貿易商人雙重角色。
朝鮮國在明朝享受的待遇，與明朝國內其他地區無二致。朝鮮的進貢雖然絡繹不絕，在崇禎二年之前每年要進貢兩次以上，而明王朝的賜赍也是十分大方，不計價值的，幾乎是按原價值賞賜給他們。說是進貢品，實質上也成了有價值的商品。大明王朝不在乎金錢，要的是個臉面。
（二）我們再看看日本國，其“進貢”的積極性比朝鮮大得多。
永樂元年（1403年），日本貢使抵達寧波。朝廷禮官李至剛進言強調，這些番使來到中國時，“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即不準到中國來私自販賣軍火槍支，如果有人膽敢這樣做，要將其押送到京師懲處。
但是，永樂大帝不同意這樣做。他說：“外夷修貢，履險蹈危，來遠，所費實多。有所齎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值市之，毋阻向化。”同意這些遠道而來的倭人在中國做些買賣，以貼補途中費用支出，同時也允許國人按市值購買日本人的兵器。朱棣認為，這是外夷歸化中國，不要阻攔。
剛剛從侄子建文帝那里奪得皇權的朱棣，不僅要想方設法收羅國人的心，也想從日本等外夷那里討個好口碑，以表現他的開放姿態。果然到了永樂元年的十月，日本使者來朝貢了。這時的日本國王名叫“源道義”，他派使者向朱棣上表及貢物。永樂帝對日本使者以厚禮相待，同時又派遣使官與日本使者一道來到日本，向日本國王“源道義”賞賜冠服、龜鈕金章及錦綺、紗羅等。
永樂五年、六年，日本不斷向明朝納貢，并協助中國將抓獲的海盜交給中國處理。日本人也趁機到中國做生意，尤其是做兵器生意。
明朝政府似乎發現了日本使者打著納貢旗號來中國干違法勾當，永樂皇帝不得不下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對日本納貢的次數和人員船只都作了嚴格限定。
為了防止日本人玩花樣，明朝政府“乃賜二舟，為入貢用”。明朝政府自己掏錢制造了兩艘船送給日本，讓他們以后專門用中國制造的船來中國，并且是十年來一次就夠了，來多了嫌煩呢！
永樂皇帝去世后，到了宣德皇帝登基，日本干脆就不提向明朝納貢一事了。但這也不是事啊，沒有人來朝貢，大明皇帝多沒面子。到了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宣德皇帝念在四方蕃國皆來朝拜，唯獨日本久不貢，就命中官（太監）柴山先繞道到琉球國，讓琉球國國王轉達大明皇帝圣諭給日本，同時對日本的新國王“賜之敕”，中國皇帝給對方賜予詔書，希望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復日本臣屬中國的歷史。
果然到了宣德八年（1433年）的夏天，日本國王“源義教”派遣使者來到中國。宣德皇帝出于外交禮節，對日本使團是“赍白金、彩幣”，回禮十分豐厚。這一年的秋天，日本使團又來進貢了。
明英宗嗣位時，日本照例派遣使者來納貢做生意。
由于永樂皇帝當年開了海禁，允許日本使者來中國納貢時，可以在中國做生意，尤其是做兵器生意，因此，日本國對明朝的納貢已經開始變味了。這些使者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對中國的海事防御情況進行摸查，直至在明英宗正統八年（1443年），日寇竟然侵掠海寧。誠如《明史》所載：倭寇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南海濱患之”。這幫披著“外交使者”外衣的人，只要一有機會就拿出武器，對中國沿海地區實施瘋狂侵掠，暴露其強盜嘴臉；如果沒有侵掠而被我國沿海百姓發現時，他們就謊稱是來向明王朝宮廷納貢的，并且說是朝廷允許的，讓你既抓不到把柄，也不好將其繳械。沿海百姓苦不堪言。
明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使者又打著向明王朝“入貢”的旗號來到了浙江臨清，趁百姓不備，大肆掠奪居民財富貨物。當地居民頭領實在忍無可忍，就去責問日本使團的強盜行徑，竟被日本人“毆幾死”。
日本人的做法不僅激起了民憤，也遭到地方有司即主管部門的不滿，就一層一層向上級匯報，請求捉拿這些日本強盜使者，并予以懲治。
誰知明太宗“恐失遠人心，不許”。大明皇帝沽民釣譽，如同患了軟骨病，不惜拿國格與犧牲本國國民利益為代價，以討得所謂遠夷人心。
宣德初年，朝廷也曾經對日本使者來朝貢重新作過約定：“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無奈，日本倭人貪利謀財，“貢物外，所攜私物增十倍”。而明朝朝廷的慣例是“當給值”，意思是說，人家送來的禮，我們回禮時，盡量價值差不離，如同你投我一個“桃”、我一定要送你一個“李”。
針對這種情況，明代宗朝的禮官們只好向皇帝進言：“宣德間所貢硫黃、蘇木、刀扇、漆器之屬，估時值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為數無多，然已大獲利。今若仍舊制，當給錢二十一萬七千，銀價如之。宜大減其值，給銀三萬四千七百有奇。”
日本人之前已經在中國獲得了豐厚利益，現在再像之前那樣做，國庫付出會更大，希望攔腰砍價。這一次，代宗皇帝采納了禮官們的建議。
這一來，日本使臣又不高興了，他們向明廷申請，要求“如舊制”，好讓他們獲得更大利益。代宗皇帝只好下詔，給日本使者（實即商人）“增錢萬”。
本以為事情會平息，誰知日本使者“猶以為少，求贈賜物”。給他們一萬錢還不夠，要求再白送一些物資給他們。考慮到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的關系，代宗皇帝只好再次下詔：“增布帛千五百”。至此，日本使者才怏怏而去。
所謂日本納貢使者，已經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日本商人，有的還兼具間諜角色。
正德四年（1509年）冬，禮官正為明年正月將要舉行的“大祀慶成宴”各國使者座位安排而向皇帝稟報，按照慣例：“朝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日本向無例，請殿西第七班。”皇帝準奏。在明廷方面，盡量將朝鮮與日本放在同等位置看待，但東首為大，朝鮮還是要比日本位置高。
禮官又進言：“日本貢物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賜銀幣，宜如其舟之數。且無表文，賜名與否，請上裁。”皇帝命有司移文答之。由此可看出，日本對明政政府的進貢是不聽明朝政府安排，隨意性很大。
正德五年（1510年）春，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臣宋素卿來納貢。當時明朝政權正被奸臣劉瑾“竊柄”把控，劉瑾背著朝廷，受賄日本人“黃金千兩”。而劉瑾對日本使者宋素卿的回報竟然是“賜飛魚服”，讓日本使者享受明朝二品大員的待遇。這種情況被認為是前所未有。
正德七年（1512年），日本國王“源義澄”又派使者來納貢。浙江守臣向朝廷進言：“今畿輔、山東盜充斥，恐使臣遇之為所掠，請以貢物貯浙江官庫，收其表文送京師。”京師北京附近與山東一帶盜匪多，害怕日本使臣的貢物沿途被搶，希望將這批進貢物品留在浙江，只是把表文送到北京。
后經禮官會兵部商議決定，請令南京守備官即所在宴赍，將日本使者遣歸，附進方物，皆予全值賞給，“毋阻遠人向化心”。貢品完全變成了商品，南京的“陪都”作用在此得到體現。日本人進貢的物品留在了浙江國庫中，由南京的守備官員前往浙江，在日本人的下驛客站接待日本使者，并且將日本人進貢的物品全部按市場價值結算給日本人。
由于出使到中國可以有利可圖，明朝曾出現真假日本使團爭相來中國“進貢”、直至相互殘殺的鬧劇。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貢使由一個名叫“宗設”的人帶隊，船隊抵達寧波后沒多久，一個自稱是日本國王“源義澄”使臣的“宋素卿”又偕同“瑞佐”這個人又到達寧波。雙方在同一個地點靠岸，都說自己是正宗的日本國家使團，“互爭真偽”。這個宋素卿為了過關，就賄賂寧波市港口負責管理船舶的太監賴恩，因此在宴請時，太監賴恩就讓宋素卿坐在宗設的上首，以表示宋素卿的船隊為正宗。
雙方船隊在寧波休整后，最終目標是明朝都城北京，但在簽發通行證時，宋素卿的船只雖然是后到寧波的，卻因太監賴恩的特殊關照而先行驗檢過關、向北京出發了。這下可惹怒了先到的宗設一行，他們就與宋素卿的船隊展開打斗廝殺，最后把與宋素卿一道來的瑞佐給殺了；緊接著，又把宋素卿的船只給放火燒了，并且追擊宋素卿一直到紹興城下，宋素卿后來竄匿到其他場所才得以幸免。
宗設的船隊最終獲勝，得以駕船北上北京，經營他那名為進貢、實為買賣，名為使者、實為商人的勾當。
誠如《明史》所言：“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整個明王朝時期，國家嚴令禁止老百姓通倭現象出現，老百姓更是把日倭當作相互指責辱罵對方的代名詞，大人為了哄小孩不鬧，經常以日倭相示，如同后世經常恫嚇別人的“鬼子來了”一樣。
（三）琉球國與明朝雖有商品貿易來往，但“進貢”的心愿更誠。
洪武七年（1374年）冬，朝廷曾給來進貢的中山王代表團賞賜文綺、陶鐵器等，后來才得知，琉球國人對紈綺等絲織品不感興趣，對磁器、鐵釜等生活用具感到尤為珍貴。針對琉球人所好，明朝在后來的賞賜品中，都會有這些生活用品。于此同時，明朝也捕捉到了發展國際貿易的商機，就用船只裝載7萬只陶器、上千只鐵器到琉球國銷售，很快就被當地人搶購一空。
洪武二十三年，京城南京曾出現外國使者來中國“走私”被扣的風波。
原來，當時的琉球國中山王派來的使者中，有人私自攜帶了“乳香十斤、胡椒三百斤”進入首都南京，被城門衛士檢查后扣留下來。這件事轟動京城、驚動了皇上。但朱元璋寬宏大量，下詔把東西還給人家，并且還“賜以鈔”，實際上就是把這些使者私帶來的物品給全部買下了。
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對外國使者來中國走私的行為不僅不制止，反而鼓勵，所以后來的永樂皇帝朱棣自然要向老子朱元璋學習了，放任外國使者在中國做買賣、搖身變為商人。
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嗣位，派遣使官到琉球國宣諭“登極詔”，三王亦奉貢不絕。
由于中山王最富，所以對明朝是“一歲常再貢三貢”，弄得“天朝雖厭其繁，不能卻也”。到了嘉靖二年，嘉靖皇帝聽從禮官建議，敕琉球國二年一貢，每次來進貢的使團人數不得超過150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日本國開始強大，有吞滅琉球國之意。琉球國是“外御強鄰，內修貢不絕”，希望通過向明朝進貢來獲得國際援助。嘉靖四十年（1561年），日本果然以三千勁兵攻入琉球國，擄走其國王，遷其宗廟祭器，大掠而去。當琉球國王被釋歸后，堅持再次派遣使者到明朝，重修進貢之禮。
由于琉球國已殘破至極，明朝禮官定下了十年一貢之例，即琉球國十年向中國進貢一次就行了，但琉球國不聽，明年又“修貢如故”。
琉球國一心向著明朝，幫助明朝建立對臺灣的主權地位。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日本有取“雞籠山”即臺灣之謀，多虧琉球國專門派遣使者到中國，將日本人的企圖告訴明朝，嘉靖皇帝立即下詔，要求福建沿海一帶加強上警備，粉碎了日本侵占臺灣的陰謀。
明天啟三年（1623年），琉球國國王尚寧去世后，其世子尚豐派遣使者到中國時，禮官向熹宗皇帝建言：“舊制，琉球二年一貢，后為倭寇所破，改期十年。今其國休養未久，暫擬五年一貢，俟新王冊封更議。”熹宗皇帝準奏。
到了崇禎二年（1629年），琉球國又派遣進貢使者到明朝。盡管李自成農民武裝迫使北京、南京先后淪陷，唐王在福建堅守，琉球國仍然堅持派遣使者來進貢，充分體現了兩國之間的患難真情。所以《明史》在評價蕃國與明朝的交往中，認為琉球國“虔事天朝，為外藩最”。
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島是日本的領土，正式侵占琉球。
（四）韃靼人是老元蒙人的后裔，邊境貿易改變了他們對大明王朝仇多善少的局面。
明朝與韃靼的邊境長期處于戰事不斷狀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韃靼軍侵犯遼東地區；隆慶元年（1567年），“數犯山西”。隆慶四年（1570年），朝廷采納山西大同總督王崇古的八條建議，除了封韃靼可汗俺答為“順義王”，朝廷賜紅蟒衣一襲，還有一條就是“立互市”，即在雙方邊境開展集市貿易，雙方在金、銀、牛馬、皮張、緞、布匹、釜鍋等方面進行買賣交流。這一年的秋市上，明朝購買了韃靼人的馬500匹，同時，明朝皇帝又賞賜給可汗“俺答”以許多彩幣。
韃靼人償到了與中國人做生意的甜頭，又要求在清水營（今寧夏靈武境內）這個地方形成貿易市場，結果生意紅火，達到預期效果。發展到后來，隆慶皇帝又根據俺答可汗佞佛的特點，同意在那里建寺廟，并為寺廟題額“仰華”二字。通過懷柔感化和集市貿易的開展，韃靼可汗俺答主動“約束諸部無入犯”，從而終于出現了“歲來貢市，西塞以寧”的局面。
到了萬歷皇帝時，韃靼可汗俺答更加謹慎地注意處理好與明朝關系，如果出現部下士卒“掠奪邊氓者，必罰治之，且稽首謝罪，朝廷亦厚加賞赍”。萬歷十年，俺答可汗去世，嘉靖皇帝特賜祭七壇、彩緞十二表里、布百匹，以表示優恤。俺答的妻子和兒子向大明皇帝上表感謝，同時進貢良馬，雙方關系通過邊境貿易得到改善。
四，東北亞四國向明朝進貢的貢品種種
從四國的貢品及商貿交易狀況，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狀況。有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土特產，也有供皇宮貴族享受的奢侈品；有金器玉器等，也有鐵器戰馬等。
朱元璋時期，朝鮮主要進貢的是馬匹，朝廷有時派人到朝鮮直接去買馬。如洪武十七年，貢馬二千匹；十九年二月，貢布萬匹、馬千匹，這一年的冬天，詔遣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于高麗；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下詔到高麗去買馬；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朝鮮派遣使者向明朝進貢九千八百余匹良馬，大明王朝也回贈了一份大禮：以纻絲棉布一萬九千七百匹酬之，也在這一年的六月，朝鮮又向明朝進貢良馬及“方物”土特產。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朝鮮又向明朝進貢良馬萬匹，明廷賞賜對方以白金綺絹。景泰元年（1450年）春天，朝鮮向明朝進貢良馬500匹，這年秋天，又向明朝續貢良馬1500多匹。
明朝由朝鮮進貢的馬匹以及從朝鮮購買的馬匹，應該是大量用于前線當戰馬用的。
當然，明王朝有時候還要不講代價，盡量滿足朝鮮國提出的一些緊急援助要求。如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四月，朝鮮來入貢時，曾向明朝奏請，要求提供需龍腦、沉香、蘇合、香油諸物，給他們國王“芳遠”的父親治病。永樂皇帝當然允準，命太醫賜之。只因這位國王需要明朝皇帝來給他加冕，同時還希望將中國書籍帶到朝鮮供朝鮮人學習，永樂皇帝對這位“能慕中國禮”的朝鮮國王十分欣賞，賞賜對方以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對國王的妃子們又賞賜以珠翠翟冠、霞帔、金墜；同時賞賜給對方以大量的“經籍”和“彩幣表里”。
什么叫“彩幣”？這是明朝對苧絲、絹、紗、羅、綺等絲織品的泛稱。
明王朝甘愿做賠本買賣。對于蕃邦進貢來的物品包括戰馬，都要按等值付給對方，美其名曰“賞賜”，當然，有些貢品就很難用金錢來衡量了。譬如：永樂六年（1408年），朝鮮又向明朝“納女后宮，立為妃嬪者四人”。朝鮮直接向永樂大帝進貢后宮美女來了，其中有四個朝鮮美女被永樂大帝直接封為妃嬪。雙方友好，非同一般。
但是，到了崇禎二年（1629年），明朝政府決定，將朝鮮向明朝納貢由原來的每年兩次改為一次。禮多了，也承受不了，因為這個禮不是白拿的。
日本國向明朝進貢的物品，從《明史》記載看，應該主要是槍支與黃金。日本對明朝朝廷，是真心進貢不足，來中國做買賣的企圖有余。
琉球國主要向中國進貢馬匹和硫黃，如中山王曾在洪武九年到明朝來慶賀中國的“正旦”即春節，就向明朝進貢馬十六匹、硫黃千斤。洪武十年又復貢如此。
在與韃靼暨蒙古國交往中，對方進貢的仍然主要是馬匹。如永樂皇帝去世之際，可汗阿魯臺曾派使者給明朝進貢馬匹，最后是由明仁宗來接納。
明英宗朱祁鎮1457年“復辟”時，韃靼曾派遣使者入貢，使者稱還要把當年秦始皇的皇璽獻給明朝。朱祁鎮回話給韃靼使者：“璽已非真，即使真的，也是秦朝留下的不祥之物。 獻與不獻，由你們韃靼人自己決定。不過要警告你們，不要扣留大明使者，否則將很快會大禍臨頭。”由明英宗的話可知，當時雙方還是沒有達到和平外交的程度。
一直到崇禎二年（1629年），韃靼諸郡先后歸附由女真人建立起來的大清軍隊，最后匯入清王朝政權的洪流中。
明王朝雖然把元朝政權給推翻、把元朝最后一個皇帝從北京給趕跑了，但蒙古族人建立的韃靼游牧政權卻始終沒有讓大明王朝安寧過。誠如《明史》所言：“迄明世，邊陲無寧，致中原盜賊蜂起。”而明王朝與韃靼雙方的片刻休寧，竟是建立在雙方“貢市之便”、大明王朝允許韃靼人通過進貢和市場交易來在大明王朝獲取豐厚利益的基礎上才出現的。
歷史早已告訴我們，鄰國之間交往，維護本國利益、本國利益永遠置于首位是鐵的定律，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強國還是弱國、主權國還是附屬國，概莫能外。（全篇完）
束有春 2021年7月27日完稿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