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唐宋詞概說（五）
蘇軾的沖擊波，在北宋晚期詞壇上引起了兩種不同的反響，贊成者有之，持異議者亦有之。傳統是一種巨大的慣性，因而蘇軾對詞體的革新暫時還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連他最鐘愛的學生秦觀也還是學柳永作詞的。在北宋后期的婉約詞人中，秦觀是藝術造詣很高的一位。其詞的特色是只以中音輕唱，只以淺墨淡抹，而旋律間自有一種沉重的詠嘆，畫面上自有一種層深的暈染。宋蔡伯世言：“蘇東坡辭勝乎情，柳耆卿情勝乎辭，辭情兼稱者，唯秦少游而已。”（宋孫兢《竹坡詞序》引）推許已極。總之，他的詞既達到了“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記晁補之語）的俗賞，也贏得了文化修養較高的士大夫們的眾口交譽。秦觀在政治上屢經挫折，遠謫南荒，而性格軟弱，不像與之有著相同遭際的蘇軾、黃庭堅等那樣倔強，故其晚年之作多絕望語，格調也由哀婉而入凄厲。古往今來，社會心理一般都同情弱者，同情不幸者，秦觀以及類似的悲劇型婉約作家，如前面的李煜、晏幾道，后面的李清照，其作品之所以偏得人憐，這未嘗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北宋晚期“婉約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徽宗朝曾主管國家音樂機關——大晟府的周邦彥，在繼承柳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婉約詞的藝術形式。如作縱向比較，他對柳永的新變，著重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柳永參與制作的大批慢曲，多是民間新聲。口耳相傳，此出彼入。樂工、歌妓既得自由發揮，興之所至，擅行損益音拍；詞人倚聲填詞，自不免客從主便，入境隨俗，就文字作出相應的增減。故柳詞中頗有同調作品句度參差不一、字數眾寡不一的現象。而周邦彥作為大音樂家兼高級樂官，無論其獨立創作抑在其領導下整理和創作出的歌曲，都具有嚴格的規范性，故其詞字句較整飭，呈現為格律化的定型。其二，柳永時代的樂曲，一曲僅用一種宮調，對歌詞字聲的要求還不算太講究，故柳永詞多只在樂律吃緊處精心調配。而周邦彥制樂，每“移宮換羽，為三犯、四犯之曲”（《詞源》），一曲之中多次轉換宮調，音律更為繁復多變，這就必須處處留意字聲，平上去入，陰陽輕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讀周邦彥詞，“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轆轤交往”。誦讀尚且如此，當時歌唱之美聽可想而知。其三，柳永詞長調多平鋪直敘，大開大合，蓋篳路襤褸之際，未暇作營構迷樓之想。而周邦彥躬逢慢詞盛行之時，遂刻意出奇創新，人為地制造曲折回環，或無垂不縮，或欲吐先吞，或虛實兌形，或時空錯序，章法變化之能事至此極矣。如作橫向比較，則等是一時婉約高手，周邦彥與秦觀的作風也不甚相同。大抵秦觀之筆輕靈，周邦彥之筆凝重；秦觀詞醇正，周邦彥詞老辣。北宋“婉約”詞人，周邦彥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時賢，宜其詞中千門萬戶，集婉約派之大成，開格律派之宗風。
與秦觀、周邦彥同輩且并轡齊驅的，還有一位詞中奇杰——賀鑄。他是北宋唯一從武官隊里脫穎而出的著名詞人，其詞取材較廣泛，風格也不拘一隅。“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在《東山詞序》中說：“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他的婉約詞兼收并蓄前代及同時各名家之體，如雜花釀蜜，自成滋味；豪放詞每能擇健曲為之，既作俠語狂言而又嚴守樂譜，猶合金鑄劍，別有鋒芒。他以《小梅花》詞寫《行路難》《將進酒》，上追漢魏樂府之古調；在《水調歌頭·臺城游》等詞里句句用韻，平上去通葉，下開金元北曲之新聲。至《六州歌頭》通篇充滿有志報國、無路請纓的忠憤之氣，撞金擊石，虎嘯龍吟，直是蘇軾詞向南宋辛棄疾派嬗變的關捩。“細讀《東山詞》，知其為稼軒所師也。世但言蘇、辛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軒。”近代夏敬觀對賀詞的這段批語，誠為有識之見。
總的說來，北宋后期名家都屬于士大夫階層，部分人偶也寫有俚詞，但主要創作傾向卻是雅俗共賞乃至以雅化俗；并且除晏幾道外，一般都令慢兼長。因此，這一時期詞壇的格局，轉而表現為“婉約派”與“豪放派”的對壘。論暫時的力量對比，前者如老柳吹綿，漫天飛絮，占據著上風；論將來的發展趨勢，則后者似新筍解籜，拔地而起，“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南唐李璟詠新竹詩，見宋馬令《南唐書·嗣主書》），前程正未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