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有個史公祠，又稱史可法紀念館，我去過不止一次，紀念館陳列展覽文字和講解員的言語，還是沒能消除我對史可法之死及其社會背景的模糊認識。通過閱讀《明史》和相關資料，我終于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和思考。
一．史可法與明末崇禎朝
由朱元璋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在經歷宋神宗萬歷皇帝晚年的怠荒棄政和明熹宗朱由校的親近閹黨之后，元氣已經盡澌，國脈已近垂絕，所以到了1628年朱由檢即崇禎皇帝繼位時，國家已經處在朝廷臣僚結黨營私、國力資源耗盡、國家法令失準、邊疆動蕩不安、流寇盜賊四起的局面。
一個人如果出生在這樣的年代，其命運多舛是極有可能的，史可法就生在這樣的年代。
據《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史可法列傳》記載，史可法的母親在懷孕史可法時，“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將史可法與文天祥聯系在一起，好像史可法是由文天祥轉世投胎而生，命中似乎注定了史可法與文天祥一樣，已經來到了一個封建王朝的末世，并將與之共存亡。
史可法于崇禎元年（1628年）中進士后步入仕途，開始授西安府推官。也就在這一年，陜西、山西一帶發生大旱饑荒，延安、綏德地區更是嚴重缺餉，李自成的舅舅、馬賊高迎祥聚眾造反，自稱“闖王”，從此，農民軍起義造反的浪潮一發不可收拾。官兵雖然出面鎮壓，但“旋滅旋熾”，崇禎皇帝登基伊始，明王朝就不得安寧。到了崇禎四年，李自成與張獻忠等匯合，李自成號稱“闖將”；到了崇禎九年七月，高迎祥被擒殺害，“賊黨”又共推李自成為“闖王”。從此，李闖王鬧天下，大明江山更是國無寧日，日甚一日，直至滅亡。
雖然處在動蕩歲月，但并不影響封建官場人員的提拔，到了崇禎八年（1635年），史可法已經官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州（均在今安徽境內）。這年秋天，盧象升（宜興人）任湖廣巡撫，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諸軍務，開始大舉“討賊”。朝廷又任命史可法為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在安徽黃梅、安慶兩地與“賊軍”決戰。崇禎九年（1636年），史可法馳駐太湖，扼守戰略要沖。崇禎十年（1637年），史可法又率部與左良玉軍會合，以解安慶、桐城、潛山、廬江之危。史可法正是在圍剿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由一介書生而成長為一名帶兵打仗的軍事長官，時代在造就他。
當時從陜西引發的農民起義軍勢如潮涌，《明史》用“群盜遍野”來形容。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農民起義軍“盤牙”交結了。長江以南的“南都”即南京開始“震驚”了，南京城內是驚恐萬狀。
時局危急關頭，朝廷提拔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負責今天的安徽、河南、湖廣、江西部分地區的“提督軍務”，加大防備戰備力度。但是到了崇禎十一年（1638年）夏天，史可法因“平賊逾期”，沒有在規定時間內消滅農民起義武裝，被朝廷予以行政記大過處分，要求其戴過立功。
史可法因考取進士而獲得功名，不是行伍出生，為人又短小精悍，面色黝黑，但雙目爍爍有光，有霸氣。平素注重廉潔自律，講信用，重然諾，與部下同甘共苦。行軍打仗時，將士們沒有吃飽，他絕不先食，將士們沒有發放衣服，他自己絕不先穿，所以在作戰時，能“得士死力”，將士們會拼死為他作戰。
正在他領兵打仗、戴過立功的關鍵時刻，崇禎十二年夏，因“丁外艱”即服父親之喪，只好離官去職，回家為父親守孝三年。守孝期滿回朝時，大約已經到了崇禎十五年夏天了。
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的史可法，被朝廷任命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同時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在總督漕運期間，史可法曾“大浚南河”，（揚州至今有“南河下”地名）使揚州一帶的運河漕運得到有效開展。崇禎十六年，史可法官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在明王朝的陪都南京工作。
據《明史》卷一十四《莊烈帝本紀（二）》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軍隊已經打到了北京外城，崇禎皇帝抱定“國君死社稷”，不聽從大臣“請南遷”即遷都到南京的建議，當北京外城淪陷時，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在“萬歲山”（即煤山）上吊自殺，將臨終遺言書寫在衣襟上，其中有：“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句。身處南京的史可法到了四月份才知道消息，還準備誓師勤王，但當軍隊準備渡江抵達南京浦口時，又傳來北京淪陷、崇禎皇帝上吊自殺的消息。事實上，莊烈帝崇禎“殉社稷”后，大明王朝已經宣告滅亡。據《明史》卷二百六十五《范景文列傳》記載，當時在朝文臣以身殉國者有東閣大學士范景文以下21人。此時身處南都南京、作為原明朝兵部尚書的史可法帶頭舉行悼念活動，為崇禎皇帝“縞衣發喪”。
四月二十二日，清軍多爾袞趁吳三桂與李自成談判之機，突然向李自成發動攻擊，在“一片石戰役”中，吳三桂聯合清軍擊潰了李自成，將李自成趕出了北京。清軍進入山海關后，順勢迅速攻入北京，多爾袞把年幼的順治帝以及清朝廷由東北的盛京遷都至北京，北京自此成為清朝首都了。
如果有人還要為大明王朝作最后一搏，此時面臨的將是農民起義軍政權與清政府軍的雙重壓力下，但必須清醒認識的是：真正推翻明朝政權、迫使皇帝自殺的直接原因，不是后來由吳三桂引進來的的清政府，而是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軍。
在北方陷入戰爭混亂狀態、明朝江山傾倒之時，史可法身處陪都南京，他要為成就他人生輝煌的崇禎王朝再有一番作為已經不可能了；而如何發揮南京這座陪都城市的作用，將南京由陪都再次回歸為首都，同清軍及農民起義軍再作一搏，應該是他人生下一個目標主要依靠。
二．史可法與“南明”政權建立
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將明朝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南京作為“陪都”、“南都”而一直保留著朝廷建制，“六部”健全，一直到崇禎十一年正月，朝廷才在內外壓力下開始“裁南京冗官”。沒料到時隔223年后的1644年，南京的“陪都”作用開始作為都城而再次復活，南京再次扮演起了要為大明王朝起死回生的核心城市作用。
當北京被李自成“大順政權”占領、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后，明王朝政權實質上已經不復存在。福王朱由崧一路南逃，先來到淮安避難，期間受到時任鳳陽總督的馬士英接風洗塵壓驚自不必說。身處“南都”南京的原明朝六部大臣們開始議論立新君一事，他們要效仿南宋故事，在南京繼續舉起朱明王朝大旗，同敵手作最后的博弈較量。
依照倫序排位，史可法、馬士英、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杰等人達成一致意見，推舉宋神宗的孫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續任皇帝，并由原明朝兵部尚書史可法過江，迎接已經到達儀真（今儀征）的福王。
五月，福王朱由崧過江來到南京，首先謁祭明孝陵、奉先殿，居住在內守備府。當群臣入朝時，朱由崧開始還有點羞愧不適應，面露赧顏，甚至準備逃避。史可法對朱由崧說：“王請不要回避，理應正式接受大臣的朝拜。”此時的朱由崧仍然是以皇室侯王的身份與大臣議事，主要任務是商討如何發師北征。
緊跟著，張慎言等人進言，希望福王“監國”，登皇帝大位。五月壬寅，朱由崧于南京稱帝，改元“弘光”，建立弘光政權。清人在撰寫《明史》時，稱其為“偽號弘光”，因為在此前，滿清政府已經建立，且定都北京，年號“順治”。南京的這個政權班子，其運營管理模式“如北都故事”，故史稱“南明”。
經眾臣推薦，福王朱由崧任命原明朝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為“閣臣”；拜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仍掌兵部事，主要督師江北；拜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但仍督師鳳陽。
1644年五月開始，在中國的版圖上雖然沒有了大明政權，但滿人建立的清朝政府、朱由崧建立的南明王朝、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還有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已經并存，注定要兵戎相見，出現“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慘烈局面。
可以設想，如果南明小朝廷運轉得力，憑借淮河以南大片國土和長江天險，也可以像南宋政權那樣偏安下去，但南明小朝廷內部是爭權奪利、勾心斗角、風波疊起。朝廷大臣在朝堂上經常是爭論不休，散朝后還會“群詬于廷”，相互指責。據《明史》卷二百七十五《張慎言列傳》，當時群臣之間爭吵之聲是“叱咤徹殿陛”，在用“文臣”還是“武臣”、用“閣臣”還是“勛臣”問題上更是“囂爭不已”。福王朱由崧一時難以駕馭局面，只好以相勸、加爵來息事。
一開始，朝廷是決定讓馬士英仍然督師鳳陽，但馬士英一心想著要入朝為相，所以當朱由崧以朝廷名義下達任命書后，馬士英“大慍”，極為不滿，他認為在立福王朱由崧當南明政權老大這個問題上，他馬士英是有功的，所以立即組織高杰、劉澤清等人上疏彈劾史可法，要把史可法擠出朝廷，讓他去督師淮安、揚州，朝廷由他馬士英來輔政，并且仍掌兵部大權。
原來在擁立朱由崧問題上，史可法當時提出了兩點意見：一是認為崇禎皇帝的太子下落不明，如果太子還在人世間，扶佐太子在南都重樹大旗、繼承皇脈是最合適的；二是如果由福王朱由崧來續任，當時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提出了“七不可”，當“移牒”文書送到史可法手中時，史可法也完全支持“七不可”。其具體內容是要求福王朱由崧：不可貪、不可淫、不可酗酒、不可不孝、不可虐下、不可不讀書、不可干預有司。另外，史可法還認為，如果太子不立，要立也應立明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認為這個王“賢明當立”。所以當時在馬士英派心腹阮大鋮來咨詢史可法意見、要立福王時，史可法就將這“七不可”意見提了出來，同時表明了自己的意見。
這邊說歸說，那邊馬士英根本就沒有采納史可法的意見，而是早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杰“四鎮”聯絡上了，已經將福王朱由崧護送到了儀真，史可法只好過江迎接。
現在福王即位，馬士英認為他是最大的有功之臣，但發現大權還是主要掌握在史可法手中，自己仍然要到安徽明皇陵所在地去當一個鳳陽總督，于心不甘。于是就直接向福王告狀，用史可法“七不可”之說公開挑撥福王與史可法關系。僅這一點還嫌力道不夠，馬士英這次來南京告狀時，可是“擁兵入覲”，帶著軍隊來見福王的。在把告發史可法的奏本遞呈后，他又帶領隊伍回鳳陽去了，之所以這樣做，是在向福王和其他大臣示威。
大敵當前，面對如此復雜的政治局面，史可法識大體、顧大局，主動請辭離開朝廷，帶兵過江，出鎮淮安、揚州一帶。福王朱由崧不得不考慮用馬士英作為輔臣。當福王正式即位后的第二天，史可法就向他“陛辭”。為了安慰史可法，福王又給史可法加官晉爵：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史可法前腳離開南京，馬士英后腳就于當天入值朝廷，當起了南明小朝廷的宰相。福王任命馬士英及其同黨阮大鋮為兵部尚書，巡閱長江防務；又與馬士英商量，任命淮安、揚州、鳳陽、廬州“四鎮”總兵官分別為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杰四人。
史可法離開南京后，沒有立即到揚州、淮安一帶駐防督師，而是奉命先到安徽鳳陽和淮安盱眙去“祭告”明皇陵、明祖陵。祭畢二陵，史可法上疏朱由崧，希望他不只是祭謁南京的明孝陵，也應到鳳陽和盱眙的皇陵祖陵“二陵”來看看，了解社會現狀。這里已是“蒿萊滿目，雞犬無聲”，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希望朱由崧能夠居安思危，辨別奸賢，不要貪圖享樂，力爭中興明室。
對于史可法的上疏，朱由崧還是滿意的，沒有像他的祖輩皇上嘉靖、萬歷那樣，動不動就用板子痛打進諫上疏大臣們的屁股。（未完待續）
束有春 2021年3月10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