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綻放時節，與高云先生近距離見面非常突然。
先生戴著鑲絲眼鏡，著一件標準的黑色夾克，灰色的襯衣，米黃的休閑褲，屬于典型的學者式搭配，沒說話前與普通人沒有什么兩樣。不了解的人，一般不會將“大師”這頂桂冠贈給他。先生滿臉微笑，言語輕快，要不了幾句話，你就會發現他是一位學養、修養極好的人物。
憶起來，我跟先生有過幾次面緣。
第一次是那年我回母校參加校友會，作為校友代表參加先生受聘南京農業大學兼職碩士生導師的儀式。他在臺上，我在臺下，做一個鼓掌的人。可謂“先生是風景，我是看風景的人”。
第二次是先生被聘為南京藝術學院客座教授后不久，在南藝階梯教室開講中國畫。我恰巧在南藝后街吃飯，小酌微醺后與南藝一位老師共同擠進教室，當了一回聽眾。先生講中國畫，從唐到宋，從陳老蓮到任伯年，講了兩個多小時。聽得懂的人，自然是如沐春風；聽不懂的人，類似我，卻在心里埋下了一顆熱愛的種子。聽到入神處，總想離先生再近些。快到結束時，想躥上臺與先生握個手、留個印象，甚至要個手機號碼，遺憾的是未能找到空隙，而且先生離場有點快。
第三次見面說來遺憾。十來年前，先生率一眾美術界人士來企業交流，興許是我略懂傳統文化的緣故，被安排進交流座談的名單，然而因為一個臨時會議而被迫“完美地錯過”。
三次，三個角色。從一個鼓掌的人，到一個聽講座的人，再到原本可以作為一個交流對象的人，每一次角色轉換，都拉近了我與先生的距離。
那天晚上，因為有朋友預告，與先生見面前我是做足了功課。不僅上網查閱了先生近期活動的新聞報道，更是反復研讀了先生的簡歷，特別是先生在美術領域取得的重大藝術成就。令我異常興奮而又不曾想到，先生還是一個郵票設計家，設計的《徐霞客》《梁山伯與祝英臺》《京劇生角》等多套郵票我都有。票為媒，增加了我與先生對話的勇氣。
從特種郵票到紀念郵票，從小型張到首日封，先生如數家珍。特別是說到創作處女作《徐霞客》時，從先生輕松的言語、變換的手勢、清澈的眼神之中，能夠讀到先生為設計一套郵票所傾注的常人不能想象的努力，以及設計之新穎、構圖之巧妙、落筆之慎微、交付之忐忑、獲獎之欣慰等一連串復雜心情。作為一個集郵愛好者，能夠有幸聆聽一位郵票設計家講述郵票的誕生過程，乃一大幸事。
人們常說，大師面前少說話。而我有點例外，居然當著很多人的面，向先生炫起了我讀大學時販賣郵票的事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話不普及，互聯網沒有，更談不上即時聊天工具，天南海北的學子們聚到一起，與家人、同學傳遞信息、交流感情全靠寫信，郵票作為剛需品在大學校園里需求量特別大。我因為愛好集郵，少許懂得一些奧妙，便從夫子廟、朝天宮大市場批發了大量的包括先生設計的《徐霞客》在內的眾多20分面值的“彩票”，在南京各大高校兜售。“彩票”比“民居票”好看，女生特別喜歡。一枚郵票能掙4-6分錢，利潤相當可觀。說到動情處，我還特別對先生說了句感謝的話，說先生設計出來的那些精美郵票，讓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在大學里有了點經濟來源。講的人聲情并茂，聽的人面帶微笑。先生聽罷，爽朗一笑，說了兩個字——聰明。
作為與黃永玉、韓美林齊名的我國三大特邀郵票設計家之一，很多人喜歡用“高天流云”或“云端之上”來形容先生,我不太喜歡。因為先生不“飄”不“浮”，先生始終腳踏實地、行走在大地上。從早年的《梁祝》，到今年的《楚辭》，每一次為國家設計郵票，先生都要深入故事源頭實地采風寫生，用腳去丈量畫面應有的尺度，把畫筆插入大地，從大地深處汲取靈感與力量；或是將自己埋進書房，與歷史人物對話，從對話中尋求用最佳的表現手法還原歷史的真實與真實的歷史。反復淬煉，厚積薄發。多年來，先生為國家設計了多套郵票，不僅深受國內外廣大集郵者的追捧，更捧得了多項世界和國家級大獎。
設計郵票，離不開深厚的美術基礎。先生少小熱愛美術。長大了些，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到蘇北宿遷農村，辛苦的勞作，都未能讓一個少年放下手中的畫筆。“一盞油燈照著靜物,一盞油燈照著畫板”，愣是把自己畫進了縣文化館美術組，最終成長為從蘇北大地走出來的大畫家。恰好印證了一句古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讓先生在美術界一舉成名的是連環畫《羅倫趕考》。但凡看過《羅倫趕考》的人，一定會對那十三幅黑白線條所組成的巴掌大的畫面記憶深刻，一定會對那位風過長發飄的少年羅倫那滿臉的從容與自信難以忘懷。一個普通到極為簡單的、僅僅反映拾金不昧故事的連環畫，為什么能一舉奪得全國美展金獎？少年高云為什么要畫大明朝的羅倫，為什么還要選取趕考這個場景？密碼在哪里？我多次研讀并試圖找出答案。我想簡單停留于故事情節是極其膚淺的，必然是與先生學習生活環境以及成長的時代分不開的。不久前，我在點播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時，看到小平同志決策恢復高考片段時豁然開朗。原來先生是用畫筆謳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家恢復高考這一重大歷史題材。先生與眾多學子一樣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闖過獨木橋，先生成為南京藝術學院這座象牙塔里的天選之子。這與樵牧挾書、誦讀不輟的羅倫沒有什么兩樣。悟到這一點，就不難想到先生為什么要畫《羅倫趕考》，羅倫騎馬立在橋上的那般從容與自信，不就是先生的從容與自信嗎？橋，成了羅倫命運的轉折點；高考，不也是先生命運的轉折點嗎？談及《羅倫趕考》，美術界還流傳一個故事。當年先生參加全國青年美術編輯培訓班時，賀友直大先生在課堂上說“我最近看了一個連環畫，叫《羅倫趕考》，聽說是一個小年輕畫的，沒想到畫得這么好，我畫了大半輩子，畫不過他，這個人真是祖上積德了，簡直想不到。”更讓何老師想不到的是，畫《羅倫趕考》的人就在教室里聆聽著他講課。
北宋哲學家周敦頤特別提倡“文以載道”。幾十年來，先生堅持用畫筆載道釋意。先生愛畫高士，他說高士畫是一種精神食糧,承載著優秀的民族精神,人們可以自勉和自省。一個時期，當那些故弄玄虛的西洋色塊組圖、歐洲裸體油畫，開始沖擊中國傳統美術時，以先生為代表的中國美術界的一股中堅力量，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發揚，用手中的畫筆不僅守住了傳統，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一種悅目的視覺藝術、一種賞心的心靈藝術，帶給社會大眾以心靈的啟迪和精神的提升，更彰顯中國美術的自信，惟有不知疲倦地將畫筆對準煌煌的中國歷史，聚焦于祖國的壯麗山河，創作出來的作品才更有生命力，才更是民族的。據傳北宋名家王希孟，數次往返廬山與鄱陽湖，才創作出傳世絹本《千里江山圖》；元代黃公望用四年時間悉心觀察富春江，才創作出傳世紙本畫《富春山居圖》。先生亦然。為了向世界介紹新疆，先生深入新疆多地采風，橫跨兩個年頭終于創作出組畫《走近新疆》，用一幅幅壯美的水墨畫卷，向世界展現大美新疆、和諧新疆。
大家還記得先生為紀念新四軍成立70周年而創作的、后來被中國美術館收藏的《還記得我們嗎》？先生以極其嚴肅的創作態度處理這一偉大歷史題材，通過三位青春的女新四軍篤行堅定、穿透歷史煙云的眼神告訴人們，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她們也可以像普通一兵那樣沖鋒陷陣、犧牲一切，甚至沒有留下姓名。還記得我們嗎？悲憫與希望并存，歷史與當下對話，一聲叩問不僅成為先生創作的情感內核，更應該成為每一個國人共情的深刻緬懷。作為一個革命老區的人，我要特別致敬先生用畫筆來警醒人們，盡管硝煙散去，但歷史永遠不能忘卻，更不能忘卻那些為了勝利而犧牲的有名字、沒名字的普通一兵。
從一本本連環畫，到一枚枚精美郵票，再到一幅幅山水畫，數十年來先生究竟畫了多少？取得多少藝術成就？先生肯定數不清。為什么會數不清，因為先生愛得深沉、愛得持久！有人說，高云是為畫畫而生的。我看有點道理，但只說對了先生具備美術“慧根”這一點。因為一個人的成功，無論怎么樣都要歸功于后天的勤奮與執著。正因為先生的勤奮與執著，先生正在成為中國美術界的一面旗幟與一個符號。
與先生近距離接觸后，短時間內又有過幾次更為密切的交往與多次的微信交流。除了感嘆先生取得太多令人頂禮膜拜的藝術成就外，更為先生的“好”所深深折服。
先生的“好”是公認的。不僅美術界的同行說“高云好”，美術界以外的人也說“高云好”。德藝雙馨，極其難得。我想美術同行的評價，概因先生沒有“同行是冤家”的壞毛病。先生指導與提點過太多的畫家，鼓勵與肯定過太多的年輕人，熱心、盡力，把自己變成一束溫暖的光，照亮別人前進的路，用一言一行詮釋了人格的力量、質樸的厚道。我想先生的“好”更是貫注了一種平視的力量。不分童叟、不分男女、不分中外，先生從不文人相輕，更不“端在云上”，向來都以平視的方式，與人分享藝術、分享人生、分享生活。這樣的先生，你豈能不愛，豈能不說好！
人民畫家畫人民。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一個行走在大地上的人，惟有俯視并扎根大地，從大地汲取養分，從一草一花一木中采集芳香，才能走得更遠，站得更高，才能更好、更多的向世界講述中國。
祝福先生，期待先生。
